摘要：100年前的今天，中國大地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個重大事件。回望這場偉大的愛國革命運動，其中閃現著許許多多來自各行各業的普通上海人的身影。盡管就個體而言，他們或許是孱弱的，但當數以萬計的正義的人們匯聚在一起，迸發出的則是火山爆發般的磅礴力量！
“當！當！當！”1919年5月6日上午8點半，位于徐家匯李公祠（即李鴻章祠堂，今為華山路1626號復旦中學）內的復旦大學校園突然響起一陣急促的鐘聲，打破了象牙塔里的寧靜。“啥地方著火了？”諸多不明就里的學子奔出教室、寢室，四處張望。片刻工夫，便有人傳來消息：“剛剛是邵先生敲鐘！大家奧掃（趕緊）到飯廳集中，伊有要緊事體講。”學生口中的“邵先生”正是復旦國文部主任兼上海《民國日報》主編邵力子。待到同學們濟濟一堂，邵力子搬過一張凳子，站在上面，慷慨陳詞。他從《中日馬關條約》談起，歷數西方列強覬覦我領土和主權的勃勃野心，痛陳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當說到5月4日北京十余所專科以上學校學生舉行示威游行，要求“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并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招致反動軍警鎮壓，32名學生身陷囹圄時，在場者莫不熱血沸騰、群情激憤，遂當場決定推派代表分赴滬上各大中學校聯絡，通電營救被捕學生。5月7日上午，上海各學校各團體代表2萬余人于西門外公共體育場（今為滬南體育中心）召開國民大會，要求北洋政府懲辦賣國賊、釋放被捕學生、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的星星之火就此在上海點燃。
1919年5月7日，上海國民大會現場
進入6月，北洋軍閥當局變本加厲，在北京街頭大肆逮捕愛國學生。6月5日起，上海工人階級和商界宣布罷工、罷市，與學界罷課互為聲氣，群相砥礪。上海人民轟轟烈烈的“三罷”斗爭終使五四之火在黃浦江畔成燎原之勢，進而席卷神州大地。經由這場雄壯浩大的愛國運動的沖擊震蕩，“整個中國從沉睡中復蘇了，開始煥發出青春的活力” 。（出自吳玉章回憶）
汝如欲愛國，國恥不可忘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發行所、編譯所于5月9日停業一日”“上海股票商業公會5月9日停止交易一天”“5月9日先施屋頂樂園休業一天”“5月9日寧波旅滬同鄉會小學校停課一天”……翻開1919年5月9日《申報》頭版，一條條休業或停課啟事連篇累牘，撲面而來。
莫非“三罷”斗爭就此開端？非也。這還得從5月9日這個不同尋常的日子說起。1915年5月9日，袁世凱政府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威逼利誘下，接受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之大部分條款。消息一經披露，舉國震驚，教育界倡議將是日定為“國恥紀念日”。嗣后，每逢“五九”，滬上的學校、商戶等都會以講演、出版、義賣等多種形式，警示民眾勿忘國恥。
然而，今時非同往日。巴黎和會竟預謀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獲得的一切特權轉交給日本！北洋政府居然準備在如此不平等的和約上簽字！新仇舊恨，怎能不令人義憤填膺！5月4日北京學子那一番驚天動地的愛國舉動更是觸動人心。這使得1919年滬上的“國恥日”紀念活動一改昔日平和的面目，掀起一股席卷全城的學校停課、商界休業浪潮。雖說持續時間不過一日，卻足以彰顯民眾的愛國情懷。正如望平街（今山東中路北段）書業同仁所言，停業一天“一方對歐洲和會表示吾國民之決心，一方對于北京學生表示敬意”。
1919年6月12日《新聞報》刊登的漫畫
在學生愛國熱情的感召下，申城各界紛紛投入到抵制日貨的大潮之中。《申報》《民國日報》《新聞報》等各大報館聯合決定自5月14日起停刊日商廣告及日本船期、匯市商情；洋布業和綢緞業決議日貨限期拋售庫存，不再續訂新貨；餐飲業則對日本所產魚翅、干貝、鮑魚等海味一律棄而不用。三友實業社的工人們為了提高國產“三角牌”毛巾的質量，打破以“鐵錨牌”為代表的日本毛巾對中國市場的壟斷，勠力同心，不僅組織“工戰團”，研究改良工藝，還自愿捐出工資的百分之五，集腋成裘，鑄成金牌若干，用作獎勵技藝最精湛的同伴。
由于北洋政府對學生提出的正義要求置之不理，5月26日，上海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二萬五千余人宣布總罷課。但是，罷課不等于自由散漫、為所欲為。組織者上海學生聯合會特地約法三章，要求罷課之后，各校學生除有公務外，不許出校；除宣講、發傳單、調查日貨、介紹國貨等事外，每人應自修三四小時等。這么一來，學校秩序反倒“比平常加倍嚴整”，著實出人意料，難怪邵力子樂曰：“這真是可喜之至，可敬之至。”欣慰之余，他又不免憂心忡忡起來：學生們因愛國而奮起罷課，其他市民難道就作壁上觀？為此，他在26日的《民國日報》時評里大聲疾呼：“上海還有人么？表示上海的民意，不能單靠著學生，學生既有犧牲的精神，還要望一般市民，都來作一致的行動，然后方能積極做去。”不過，日后的事實證明，邵先生的憂慮顯然多余。
不除國賊，誓不開市
1919年6月2日適逢端午佳節，這本是角黍包金、箬葉飄香的時令，但上海的大街小巷卻全然沒有往年那種過節的氛圍，人們都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千里之外的北京，因為就在此前一日，北洋政府接連頒布兩道命令，一道為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賣國行徑辯護，一道誣蔑學生愛國斗爭為非法行為。6月3日和4日，北京數千大中學生相繼走上街頭演講，宣傳反帝愛國思想。當局出動軍警，先后逮捕近千名學生。一石激起千層浪，消息傳至滬濱，輿論一片嘩然，各校學生更是想方設法展開營救。如何救？唯有眾志成城，方能共克時艱。于是，學生們分赴南市諸商號，力陳利害關系，懇請商學一致，罷市救國。眾商無不為學生的愛國熱忱所感動，紛紛應允。即便遇到個別在大義與私利之間舉棋不定的店主，學生們也不離不棄，沿街跪求，直至商家點頭答應為止。
6月5日清晨，南市大小店家如約罷市。9時以后，閘北、法租界、公共租界各華商店鋪亦相繼閉門歇業。罷市風潮就像“多米諾骨牌”一般迅速波及全城。時至中午，整個上海除去外僑開設的商店外，幾無開門營業的店肆，大世界、天蟾舞臺之類的娛樂場所亦概不售票，就連四馬路（今福州路）上各色“書寓”“堂子”也一律去除招牌、門燈，謝絕堂唱，以示天良未泯。“商人居然罷市了，真是可敬。”獲知商界罷市，多日來懸于邵力子心上的那塊石頭總算落了地，他興高采烈地在次日的《民國日報》時評開篇如是寫道。
市民觀看罷市標語
為表達拳拳愛國之心，絕大多數商家在緊閉店門的同時，或在門口張貼白紙黑字的標語，或于門頭懸掛橫幅、旗幟，有的幅面甚至達一人多高，上書“為良心救國，犧牲私利”“不除國賊誓不開市”“罷市請命、挽救學生”等語。亦不乏言語婉轉者，讀來頗令人玩味，一家理發店就貼出這般告白：“國事如此，無心整容，諸君不必光顧。”鋪天蓋地的標語、橫幅和旗幟讓租界當局抓狂。工部局巡捕房立即出動巡捕，四下巡視，看到標語便強行撕去。眾商家隨即采取針鋒相對的行動，于店門外刷上不少措辭堅決的新標語：“你會撕，我會貼”“我心已決，越扯越貼。”中西巡捕見愛國商民齊心一致，毫無懼色，兩手一攤，無計可施。
華界方面，罷市初起，上海縣知事公署就發出布告，誣稱罷市“實屬逾越常軌，擾亂治安”，奉勸商界“迅速開門照常貿易”。商界怎會被一紙告示所脅迫？一日、兩日、三日……滬上的罷市斗爭依舊氣勢如虹。6月8日，銀行錢莊也加入了輟業的行列。軟的不行，當局便來硬的。淞滬警察廳調動大批警力實施彈壓，挨戶勒令轄區內的商鋪開張。膽怯的店主迫于警察的淫威，勉強除去門板，裝作營業的樣子。俟警察離去，迅即關張。聰明的商人一聽說警察要來了，馬上將門口的標語換作一紙啟事：“召盤歇夏，清理賬目，暫停數天。”待吆五喝六的警察前腳一走，他們后腳趕緊揭去啟事，將原先的標語復原。
奉松滬護軍使盧永祥之命，淞滬警察廳長徐國樑更是親自出馬，帶隊前往南市大小東門一帶“督戰”。凡遇不遵令者，兇蠻悍橫的警察就一擁而上，拿著槍柄亂打一陣，強逼商家開市。信古齋古玩店老板楊德林只因與警察爭辯數語，就被打成重傷。有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旦有顧客入內，那些被迫營業的店老板皆以“無貨可賣”消極應對。如此一來，這店面開與不開無異。迨徐國樑的手下撤走，眾商又重將店門封閉。
南京路罷市景象
商人們雖然對反動軍警橫眉冷對，但對于愛國學生卻是關心備至，極盡所能給予幫助。四馬路的升平樓、青蓮閣，南京路（今南京東路）的冠群芳、五芳齋等店專門預備茶水和點心，盛情款待在四近宣傳鼓動的童子軍、學生隊入內休憩。有的店家更是讓雜役肩挑置滿茶點的木條箱，跟著學生隊伍，一路隨行，照料他們的吃食。
熱血工人，奚忍坐視
就在商界罷市的幾乎同時，上海工人罷工潮也洶涌而至。6月5日上午11點半，曹家渡的日商內外棉株式會社第三、第四、第五紗廠五六千工人率先罷工。當天下午一點半，浦東的日商日華紗廠和楊樹浦的日商上海紗廠二萬余工人亦停工罷作。隨后，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印刷工人及華商、英商和法商電車工人等相率罷工。值得注意的是，與商人罷市多緣自學生宣傳鼓動的影響不同，上海工人階級是甘愿冒著失業的風險，自發組織起來，開展罷工斗爭的。若問個中緣由，且看求新機器制造輪船廠工友致《新聞報》編輯部的信函是如何寫的：“吾國外交失敗，國勢顛危，凡屬國民同深憤激，是以學界罷課，奔走呼號，商界罷市，哀求挽救。吾工界中人，同此熱血，同此天良，際此時期，奚忍坐視？”寥寥數語道出了上海工人階級的心聲。
6月6日午后，求新廠工人集體上街游行，聲援學界和商界的愛國舉動。一路上，但見沿街商戶懸掛的旗幟橫幅層層疊疊，煞有氣勢。但每當陣風掠過，旗幡往往被吹得七歪八斜。再者，標語口號都是用墨汁書寫，根本經不住日曬雨淋。回廠后，工人們就湊在一起合計怎樣才能把宣傳標語做得既結實又醒目。討論許久，大伙終于想出個法子：集資捐款，在求新廠門口建筑牌樓。不多日，在南市機廠街（今機廠路）口聳立起一座高20米、寬16.7米的鐵木結構牌樓。牌樓正上方鐫刻四個大字：毋忘國恥。每字約1米見方，百余米開外便可瞧得一清二楚。牌樓頂端還置有一風向標，上題“喚醒國民”四字，隨風旋轉，一息不停。行人每每路過此處，莫不駐足注目，精神為之振奮。
隨著時間的推移，上海罷工風潮愈發猛烈。6月9日午后，申城大雨如注。那天的英商太古輪船公司的碼頭上，除去忙碌的裝卸工人和候船的旅客外，并無其他閑雜人等，較往日清凈許多。此刻，太古公司水手朱寶庭卻是心潮澎湃。因為數日前，他就與工友一同策劃發動罷工。他們印制傳單，并積極聯絡均安公所、善政公所等航運業職工團體，最終達成一致意見，相約于9日下午3時開始舉行全行業罷工。“辰光就要到了，大家準備一下。”朱寶庭對同伴說。到了約定的時間，上海海員罷工于無聲無息中拉開序幕。在朱寶庭他們的努力下，包括計劃于當天下午發船的“北京”號和“寧紹”號客輪在內，太古公司共有5艘船輪機熄火，靜靜地靠泊在碼頭。是日，華商、英商、日商各大航運企業的海員、水手、火夫等5千余人陸續離船登岸，沿江沿海客貨運輸遂陷于停頓。
為了不破壞罷工的一致性，新近駛離港口的船舶也被悉數召回。寶華公司的“寶華”輪在罷工開始之際，已起錨開赴目的地。臨近黃昏，行至吳淞口的“寶華”輪收到了回港的電報，當即調轉船頭，返抵原碼頭下錠。
6月10日清晨，英商上海華洋德律風公司約350名接線生和150名技術工人在早間換班時宣布輟工。嗣后，他們投書英文《大陸報》（China Press），表明其立場：“我們都是自愿參加的”，“我們罷工純粹是為了希望釋放在北京被扣押的學生”，“釋放一切被捕學生，立即罷免賣國賊”。這天上午九時許，當滬寧、滬杭兩路的頭班列車開行過后，上海鐵路工人舉行集體罷工。至此，申城水陸交通斷絕，上海工人罷工達到最高潮。
五四運動期間，究竟有多少上海工人參與了罷工斗爭，并無確切統計。中國工人運動的著名領導人鄧中夏后來估算“大概有六七萬人”。不過，在鄧中夏看來，罷工人數的多寡還是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政治罷工開始于這一次，后來中國工人階級能發展自己階級的獨立力量與獨立斗爭，顯然的此次罷工有很大的影響”。
作為全國的經濟中心和金融樞紐，上海“三罷”斗爭的影響力迅速波及各地，南京、鎮江、寧波、廈門、蕪湖、杭州、天津、濟南、漢口等重要商埠相繼出現罷市罷課風潮。面對全國人民的同聲討伐，反動當局如坐針氈，就連松滬護軍使盧永祥、滬海道尹沈寶昌也不得不聯名致電北洋政府，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圖，將成大亂，……民心向背，即時局安危”，要求“將三人（即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筆者注）一并免職，……力顧大局”。
最終，懾于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北洋政府于6月10日免去了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職務。12日，當三個賣國賊被罷免的消息在報章上刊出，上海人民無不歡欣鼓舞。這一日，爆竹之聲不絕于耳，申城各界于西門外公共體育場集會慶祝，并組織盛大游行。歷時一周的上海“三罷”斗爭宣告勝利結束。6月28日，中國代表未出席巴黎和會的簽字儀式。
五四運動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準備，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爭登上歷史舞臺創造了條件。回望百年前這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其中閃現著許許多多來自各行各業的普通上海人的身影。盡管就個體而言，他們或許是孱弱的，但當數以萬計的正義的人們匯聚在一起，迸發出的則是火山爆發般的磅礴力量！盡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未曾留下名姓，但我們應當銘記他們的愛國壯舉，銘記這群可敬可愛的上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