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巖，中國當代藝術家，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積極投入“85新潮”美術運動，是開啟前衛藝術“生命之流”的藝術家之一。從2000年開始，渠巖行走于廣袤的中國鄉村，拍攝《人間》三部曲攝影作品，看到鄉村的潰敗與凋敝，并由此引發一系列有關現實問題與文明危機的討論。2008年至今，渠巖實施了藝術推動鄉村復興的山西“許村計劃”，2015年又開啟了廣東的“青田計劃”。許村從“藝術”入手，尋找鄉村的文明原碼，青田則將從“鄉土”開始，重構鄉村文明社會。
鄉村危機，藝術何為？
渠巖
內容摘要：鄉村既是中華文明信仰的承載者，又是近代革命的對象。但在后社會主義時代，鄉村不再停留于落后、封建和愚昧的修辭之中，而成為改革者、建設者與理想者高度關注的開發對象、建設對象與知識對象。它已不再是工業革命的敵人，相反地，鄉村成為后工業時代的寵兒——其稀缺可貴的自然、歷史和文化資源，使其成為市場、知識界和國族建設中高度關注的對象。在今日鄉村建設的大潮中，藝術家成為一股重要的介入力量。“許村計劃”與“青田計劃”的藝術鄉建實踐，是繼“治理”與“開發”之后的第三條鄉村建設道路。通過分析這兩個案例，筆者強調藝術家應改變以往鄉村改造和開發的現代化發展邏輯，重新肯定鄉村價值，用“溫暖”的方式使鄉村蘇醒，用“情動”的方式建立鄉村共同體，使鄉村真正成為國人安放靈魂的家園。
關鍵詞：鄉村危 藝術介入 城鄉互動 鄉村復興
法國藝術批評家讓·克萊爾曾開宗明義地提出：“現代藝術先鋒派從哪里獲得了豁免權，乃至于讓它遠離評判，擺脫‘有用性’的邏輯，甚或避免向共同體投入的義務？藝術家難道是不負任何責任的人嗎？”（［法］讓·克萊爾，趙苓岑、曹丹紅譯《藝術家的責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藝術介入鄉村并參與鄉村建設，必須要強調藝術家與在地人之間的平等關系，藝術家必須謙虛學習并融入當地文化。也就是說，藝術家要尊重鄉村“文化多樣性”，同時加深對在地日常知識的理解及己身文化的反思。我們在許村和青田的實踐就是不斷學習在地文化的過程，因為我們在介入鄉村的過程中意識到自身學科知識的局限。鄉村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文明系統，具有十分復雜的社會現實，我們必須先向村民學習，熟悉他們家鄉的歷史傳統、風俗習慣、生產生活與村落演變。在做許村和青田的規劃前，我們分別對它們進行了一年的村落歷史空間調查，調研內容包括村落歷史、自然風水、宗教信仰、節慶習俗、人口數據、空間邏輯、生產方式、民俗民藝、村規民約等等。為了尊重村民意愿，我們也做了一系列問卷調查和訪談，在此基礎上，才能對鄉村有發言權，然后再形成決策力與行動力。
為了避免精英主義與一廂情愿的立場和態度，避免任何一個單一主體在鄉村建設中起主導作用，我們在許村和青田均采取多主體聯動的方式。首先依靠兩個村子的村民，然后再和基層政府、返鄉知識分子與退休官員，以及外來藝術家志愿者共同協商，解決鄉村建設中出現的問題和矛盾；循序漸進，用溫和改良的方式使鄉村慢慢復蘇，避免了大刀闊斧的社會改造和區域治理模式以及急功近利的單一經濟發展邏輯。
在許村和青田，我們通過藝術實踐建立基于人與人之間“親密關系”的“情感共同體”，依靠不同主體間的藝術活動和文化交流，嘗試在不同公眾的思想傳統之間建立理解的橋梁。通過鄉村“在地”的藝術活動，彰顯地方人在地方世界中行走與創造可能的日常實踐，我們在“藝術介入鄉村實踐”與“地方重塑”的過程中，在許村和青田的藝術實踐中調配好了“自我”與“他者”的關系。
2011年，第一屆許村國際藝術節期間，藝術家楊迎生與村民互動。
在鄉村舉辦藝術活動和藝術節慶，一定要融入在地的文化脈絡和歷史邏輯之中。“許村國際藝術節”已經舉辦了10年，它已經深深嵌入地方文化與生活中。“許村國際藝術節”的生命活力得益于外部文化資源與當地文化歷史和發展邏輯的成功嫁接，它印證了全球化時代世界與地方共生的可能。而此種共生關系之所以是可持續的，恰恰在于它是在節慶和游戲中完成的。許村村民早已將藝術節作為自己的節日，他們無不自豪地對外宣稱：許村有兩個重要的節日，一個春節，一個藝術節。來自全國與海外的藝術家用藝術的方式在許村進行助學活動，許村的孩子感受到了來自社會的關懷和友愛，他們通過自己的繪畫建立了與家園的聯系，也建立了與世界的聯系。
在藝術界，親友之間禮物交換通常被認為是基礎的義務，一種在平等共同體中的交換形式（egalitarian community）；而在人類學中，禮物交換通常被描述成義務與和等級的關系。這兩種關于禮物的相反意義都共享了這樣一個假設：即禮物交換和參與實踐中主體之間的平等關系。我們在舉辦“許村國際藝術節”以及藝術家駐村計劃的10年時間里，藝術家在許村創作的作品都無償捐贈給許村，作為許村當代美術館的永久藏品。
2008年開始，我們在許村開始了“藝術推動村落復興”和“藝術修復鄉村”的社會實踐，通過倡導“許村宣言”和“許村論壇”，開始了對中華文明本體的探尋和溯源。通過“魂兮歸來”和“神圣的家”的主題，用藝術節慶逐漸復蘇日漸凋敝的鄉村自信。受自然和社會條件所限，許村既沒有成為一般意義上的旅游地，也沒有變成以外來者為主的畫家村，許村是許村人的家園，許村還在以自己的方式延續自己的歷史和生活。許村避免了單一的經濟發展模式，也避免了外部過度介入的窘境，契合了鄉村用自身方式慢慢復蘇的規律。
2015年，“青田計劃”開始啟動，我們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產生了“青田范式”——中國鄉村文明的復興路徑：“青田范式”建立在對青田鄉村地方性知識尊重的基礎上，強調地方性（特例），將以地方性為主線。其中有九條線包括鄉村的歷史、經濟、信仰、禮俗、教育、環境、農作、民藝等各個方面，每條再以具體的線索作為基礎元素展開，作為地方性傳統和時代銜接，形成新的文化價值與社會形態，建立豐富多彩的“鄉村共同體”，以期使青田走出困境并有效解決現實問題。
如今，鄉村建設如火如荼，相關的藝術活動熱鬧非凡，介入手段目不暇接，各自表現亦使人眼花繚亂。但部分鄉村建設參與方式簡單粗暴，介入行動單一雷同，文化建構無從談起，思想觀念也乏善可陳。無論是打著“鄉村振興”旗號的“藝術活動”，還是倡導鄉村建設的“美容工程”；無論是藝術家在鄉村的“創作實踐”，還是策劃人在田野的“文化理想”，都離不開權力與資本的現代化發展邏輯，也離不開一廂情愿的精英意識。這類活動常使在地村民不知所云，偏離了鄉村建設的本意。
2015年，第三屆許村國際藝術節期間，美國藝術家Brian和村民一起進行剪紙創作。
當前藝術介入鄉村的實踐可大致概括為以下幾種方式：
1. 鄉村藝術區（以藝術家為主體的生活與創作基地）
2. 把鄉村作為創作語境的個人化表達（自我表現）
3. 畫家和美術學院的鄉村寫生基地（為藝術家服務）
4. 鄉村藝術節與藝術展覽（美術館系統）
5. 建筑師在鄉村的建設（個人化實驗）
6. 基層政府推動的美麗鄉村建設（視覺美容）
7. 鄉村民宿及文創（藝術文青與“鄉愁”聚居地）
8. 鄉村民藝整理與搶救（非遺項目）
9. 藝術推動村落復興（情感共同體）
10. 以藝術為載體，接續斷失的文脈和傳統（“天地人神”）。
各類藝術活動在今日中國鄉村的喧囂和蔓延，都離不開我們將大刀闊斧的社會改造賦予了相應的合法性，也離不開權力和資本主導的現代性發展邏輯，也終將難逃近代變革思想的覆轍。這類活動雖暫時遏制了鄉村的快速消亡，并保留了殘存的文化記憶，或使病入膏肓的鄉村獲得茍延殘喘的機會，但都難以有效解決鄉村長期積累的問題，也忽略了鄉村的精神復興與文明建構，忽略了鄉村的歷史脈絡與文化差異，忽略了鄉村信仰體系和禮俗社會的特性，忽略了鄉村以村民為主體的訴求與愿望。
藝術家介入鄉村實踐，其目的和初衷是為了擺脫當代藝術長期依賴、模仿西方話語邏輯的狀況，走出自身文化困境，從關注鄉村現實問題出發，回到文明的源頭和民間現場，為中國當代藝術提供本民族重要的文化資源和文明脈絡，找出一條真正符合自身歷史與文化邏輯的中國當代藝術發展之路。而事實恰恰相反，在大多藝術介入鄉村的實踐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模仿西方的痕跡和影子。部分藝術介入鄉村的活動只是更換了實踐場域和語境，無視中國鄉村危機的歷史性和現實問題的特殊性，將國外鄉村藝術節慶活動簡單移植到中國，比如照搬日本大地藝術祭的模式。日本大地藝術祭針對的鄉村困境與中國有所不同，他們面對的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經濟危機產生的鄉村凋敝，鄉村年輕人大量向城市轉移，這也是全球化帶給鄉村的普遍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日本藝術家采用鄉村藝術節的方式，促使鄉村活化并以此帶來生機，這不失為一個有效方式。但日本鄉村面對的僅是經濟衰退和人口凋敝的問題，中國鄉村不僅面臨物質遺存被嚴重破壞的問題，還要面對文明與信仰的危機：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形成的文明和價值體系近乎坍塌。鄉村不僅走失了村民，而且走失了神性，傳統鄉間幾千年建立起來的倫理價值體系逐漸解體。鄉村的精神與信仰、宗族的榮譽與尊嚴、家庭的倫理與秩序、村民的道德與行為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所以，僅靠形式單一的藝術表演與精英主義的藝術活動，無法觸動鄉村核心問題，也無法解決鄉村深層危機。
2010年，渠巖（左四）在許村和村民一起進行老宅修復。
2010年，渠巖（左四）在許村和村民一起進行老宅修復。
今日中國藝術介入鄉村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一、鄉村中的藝術表演。這種藝術表演帶有強烈的個人表現成分，藝術家將鄉村作為自我表現與作秀的現場，把作品從城市轉移到鄉村呈現，只是轉換了自我表演和展示的舞臺，還是西方話語的中國翻版或城市話語的鄉村翻版。盡管有些鄉建活動打著“藝術介入”與“村民參與”的口號，實則將參與的村民變成任由藝術家擺布的提線木偶，將鄉村藝術活動做成了自我表現的“花式派對”。當然，我們不是一概排斥鄉村藝術表演，只是反對不尊重在地文化和村民訴求的災難性表演，特別是那些藝術家自己都不知所云的呈現和展示。
二、鄉村中的審美再造。此類活動大多是由基層政府主導，藝術家與建筑師配合完成的“美麗新農村”式工程。一些鄉村中的“美化工程”通常是粗暴和強行介入的，它最大的問題是與地方傳統嚴重脫嵌，也不顧及特定的環境與空間景觀。這些來自行政指令和外部力量的審美再造行為充滿了美學暴力和自上而下的權力，是今日鄉村最大的“美學”災難。實際上，鄉村同樣具有開放的屬性與傳統，也不一定是抱殘守缺或一成不變的。村民們會及時根據社會流行趨勢調整自己的審美趣味，也時常會大膽借鑒和挪用不同文化、地域的審美時尚，以此裝點環境與生活。
三、鄉村中的藝術索取。即無視藝術家與鄉村之間的“互惠關系”，一味向鄉村單向索取。馬歇爾·莫斯（Marcel Mauss）在《禮物》一書中對“禮物社會”有深入分析，他認為“禮物社會”是“未分化”的整體性的社會實在，制度、情感、習俗、儀式、想象和符號都交織在一起，重視的是對共同體天地神人、物我群己之間的倫理關系、神人關系、節慶、祭奠、婚喪嫁娶、結盟以及代際傳承之事，是一種社會的整體呈現（Total representation of society），強調的是“回禮/回報的義務”。一些藝術家在鄉村進行寫生，將村民作為創作對象，以極低的報酬使村民為寫生服務，創作完成后作品不贈與村民，甚至即刻拿到拍賣會高價售出，之后也不回饋鄉村或村民。如果是個人的創作活動，那也無可厚非，但這類活動打著“藝術介入鄉村”的旗號，實在是南轅北轍。
2017年，第三屆許村國際藝術節開幕式上，許村村民進行舞龍表演。
在以上受“精英”和“唯美”話語驅使的藝術介入與鄉村建設中，藝術家未能從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突破自我中心主義，從而使“鄉村”的呈現受制于藝術家美學的絕對旨意，在地作品與行為常常抽離于鄉村現實，甚至與鄉村無關。如此一來，藝術鄉建活動可能淪為修飾某些不甘寂寞的知識精英偶爾即興的歸隱癖好，以及應和假日旅游文化中“田園”消費潮流的附庸。
走出藝術鄉建困境，我們要重新發現鄉村價值。首先，鄉村在當代社會為我們提供了構建文化多樣性和現代文化新型樣貌的平臺；其次，鄉村中的“人神”“人人”“人物”的關系，是牽制和凈化現代性精神中“人本”意識形態所蘊藏的個人主義瘟疫的解藥。
藝術復興鄉村中的“藝術”應被視為深嵌在地方社會中的一套觀念體系、行為習慣、情感模式與社會實踐。也就是說，復興鄉村藝術首先應復興的是鄉村生活的文化樣式，它包括當地人的信仰世界、情感世界和審美世界。借用藝術人類學的方法論，在扎實的田野研究和互為主體進行溝通的基礎上，滲入當地人的文化知識體系之中。并以此為基礎，發揮藝術家對在地鄉村社會情感形式和審美認識的直覺，通過“多主體聯動”的藝術活動，激活地方受冷落的儀式文化與藝術，重視地方人借用不同藝術形式表達情感和與陌生世界建立溝通的渴望，才有可能建立良好的鄉村藝術發展模式。
渠巖 廣東工業大學城鄉藝術建設研究所所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