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收的喜悅（版畫） 1979年 伍必端 中國美術館藏
中國當代美術史中的伍必端，是一位執著表現并追求生活現實之美的藝術家，是一位具有強烈現實關懷和理想訴求的藝術教育家。從15歲在《新華日報》發表第一件版畫作品至今，在長達70多年的時間里，他的藝術創作涉及版畫、彩墨、油畫、水粉、水彩、漫畫、連環畫、文學插圖、素描、速寫等多種類型，這些富麗多彩的創作，構成了其宏大而壯觀的藝術世界。而留學蘇聯的經歷，也使得他成為國內少有的全面掌握版畫各個版種制作技術和創作能力的專家，為推動中國版畫事業的學科化發展作出了貢獻。
藝術道路與革命生涯緊密相連
伍必端1926年出生于一個普通的回民家庭，由于家境貧寒，自小就被寄養在姑母家。抗日戰爭爆發后，伍必端隨姑母輾轉逃難至武漢，由于姑母無力撫養，被送至戰時兒童保育院。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夕，伍必端隨保育院一起遷到重慶。由于繪畫天賦突出，伍必端成為教育家陶行知創辦的育才學校第一批學生，開始了為期7年的學習生涯，接受了素描、色彩、木刻等課程的專業訓練。
畢業后，一心向往延安的伍必端被選調到重慶上清寺中共代表團辦事處，與周恩來、鄧穎超朝夕相處，為即將召開的國共兩黨政治協商會議做準備。1946年，20歲考取了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美術系，一面繼續學習繪畫，一面在大同、太原、張家口、石家莊等地的街頭巷尾繪制宣傳畫、運送傷員甚至對敵喊話。1949年春，伍必端隨軍進駐剛剛解放的天津市，參與創辦《天津畫報》。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此時的伍必端是中央美術學院一名年輕的助教，但他迫切希望能夠奔赴朝鮮戰場。“當時我跟學院的黨委書記胡一川同志說了參加志愿軍的想法，但胡書記不同意，說學校正缺老師。但他悄悄地對我說：‘這樣吧，我派你到朝鮮去做一次采訪，你也給我打個前站，讓我了解一下，我們美術到底能在前方做些什么事兒。’”伍必端說，他由此成為國內第一個深入前線的美術工作者。從1950年12月至1951年3月，伍必端在朝鮮畫了大量寫生，內容幾乎涵蓋了朝鮮戰場的所有場面，既有反映前方指揮作戰、英勇殺敵、捕獲俘虜的，也有反映后方運輸艱險、戰友情誼、戰備物資特寫、志愿軍官兵肖像的，記錄了大量珍貴的史料。其中，最廣為流傳的是他反映美國戰俘的《槍在這兒》。“這件作品是我根據戰士們講的一個故事創作的。當時一名美國士兵投降后，兩只手一直不敢放下來，因為他的口袋里有槍，他怕手放下來后志愿軍會誤以為他要拿槍，所以舉起的一只手一直指著下面的衣服口袋，嘴里嚷著‘槍在這兒’。”伍必端說。
推進版畫系學科化發展
作為著名的美術教育家，伍必端在中央美術學院的教師生涯是從擔任研究部主任王式廓的助教開始的，他主要負責創作實習課，具體工作是帶領學生下廠下鄉深入生活，進行寫生，搜集創作素材。這一教學特色是從延安魯藝、華北聯大帶入中央美術學院的，在當時的教學實踐中發揮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成為中央美術學院的一大教學特色和教學傳統，并影響到全國各地的藝術院校。
20世紀50年代，我國曾多次派遣留學生赴蘇聯學習美術，但大多學習油畫，學習版畫的只有兩位，一位是魯迅美術學院的陳尊三，另外一位就是30歲的伍必端。當時，中央美術學院的院系設置未臻完善，國油版雕四大基礎院系獨缺版畫。1956年8月，伍必端帶著版畫系主任李樺“豐富版畫系版種”的囑托，以進修教師的身份前往列賓美術學院學習。
3年的留學生涯，伍必端重點學習了銅版、石版、紙版、麻膠版等各個版種的制作技法，還系統學習了素描、速寫、水彩等。留蘇歸來，伍必端不僅帶回了各個版種的制作技術，還帶回了列賓美術學院版畫系全部教學大綱、教學計劃及課程設置、版畫系基本設施清單等資料，悉數交給版畫系作為參考，并協助李樺推進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各個版種的設立、教學及人才培養。之后，在他擔任版畫系主任期間，繼續推進版畫系向學科化方向發展，實行木版、銅版和石版工作室制，使版畫專業教學多元并進。“伍必端先生是中央美術學院版畫教學的開拓者之一，在他的倡議下，中央美術學院1981年率先引進和成立了絲網版畫工作室，成為絲網版畫進入大學教學體系的中國首例。由此，木版、石版、銅版、絲網版以及其他版種，首先在中央美術學院得以拓展和完善，成為全國各藝術院校版畫教學建設的重要參考，從而推動和影響了全國版畫學科化發展。”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范迪安說。
藝術“來自人民，還于人民”
作為藝術家，伍必端的許多作品人們耳熟能詳。他的《戴軍帽的毛主席像》在“文革”時期被廣泛制作成像章；他的素描《周總理畫像》、版畫《朋友、親人、領袖》在當時“懷念總理”的社會情境中，引起巨大的心理共鳴；他的紙版畫《葵花地》成為反映改革開放的時代象征；他為小說《鐵流》《恰巴耶夫》所作的插圖，也堪稱文學插圖的經典。
在談及《周總理畫像》創作時，伍必端說，周總理逝世后，全國人民陷入悲痛之中，人們自發聚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他也在人群之中。他發現，周總理的畫像雖然很多，但是形神兼備的寥寥無幾。出于本能和責任感，他下決心一定要為周總理畫一幅肖像。“我的這張肖像主要參考了意大利攝影家拍攝的那張《沉思中的周恩來》，還參考了八路軍辦事處周總理的秘書童小鵬同志的攝影。我就是想把周總理畫成又親切，又是一個美男子，又智慧，又特別能斗爭的這樣一個人。”伍必端說。《周總理畫像》在媒體發表后，迅速在全國引發巨大反響，很快印刷了單行的宣傳畫，并且被選用為《周恩來選集》的封面圖，鄧穎超也對這幅畫作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它不僅形似，而且抓住了周總理的精氣神。
作為藝術上的多面手，伍必端的創作刻印著每個歷史時期的鮮明痕跡。“上世紀50年代，我的作品比較輕松，欣欣向上。60年代，運動多了，畫便很少了。70年代，印象最深的是在三峽實實在在地畫了幾個月。80年代，跑得地方多，畫得很雜。90年代，去了絲綢之路。最不好說的是改革開放后，我真的不知該畫什么了，于是畫了不少自己不熟悉的東西。我的畫沒有什么大作品，且雜七雜八，可謂百花齊放。但經過幾十年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清清楚楚地看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藝術作品，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色。正如現在我看到的許多藝術現象，都有著這個時代明顯的特點。但無論怎么說，每個真正的藝術家都應該對這個時代做出應有的貢獻，對社會要有責任感，尤其對青年學子更要有一種責任感。”伍必端說。
藝術“來自人民，還于人民”，這是伍必端堅定不移的信念。2016年9月，已經90歲高齡的伍必端，拿出自己的200余件作品，捐贈給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永久收藏，這也是他繼向中國美術館捐贈作品后的又一次大型捐贈。“國家培養了我，我的創作應該回報國家。”伍必端說。但問耕耘、莫問收獲，伍必端始終堅持著自己的信仰和藝術探索，并時刻關注時代，與黨和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而人們也可在他的作品中感受藝術之美、時代之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