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約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軻，字子輿（待考，一說字子車、子居），戰國時期鄒城（今山東鄒城市）人。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與孔子并稱“孔孟”。
韓愈《原道》將孟子列為先秦儒家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元朝追封孟子為“亞圣公”，尊稱為“亞圣”，《孟子》一書，屬語錄體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論匯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完成，倡導“以仁為本”。代表作有《魚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寡人之于國也》編入高中語文教科書中。孟子[3] （約公元前372年—約公元前289年），名軻，字子輿，漢族，魯國鄒（今山東省鄒城市）人，相傳他是魯國姬姓貴族公子慶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孟子是中國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
政治上，孟子主張法先王、行仁政；學說上，他推崇孔子，反對楊朱、墨翟。孟子繼承并發展了孔子的思想，但較之孔子的思想，他又加入自己對儒術的理解，有些思想也較為偏激。加封為“亞圣公”，被后世尊稱為亞圣。其弟子及再傳弟子將孟子的言行記錄成《孟子》一書，屬語錄體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論匯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完成。他提倡仁政，提出“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游歷于齊、宋、滕、魏、魯等諸國，希望追隨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前后歷時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學說被認為是“迂遠而闊于事情”，而沒有得到實行。最后他退居講學，和他的學生一起，“序《詩》《書》，述仲尼（即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書開場即提到他見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離戰國開始已67年，又115年之后秦才滅六國統一中國。在春秋的時候，雖然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維持，但是還沒有完全敗壞。以前各小國各自為政，里面主持國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擔任下級軍官的士，全部世襲，一切都按成規，而一切都接受“禮”的約束之原則已不再適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義出之。縱使叛逆篡位也還要邀請與自己利害相關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這時的戰事還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離散。有時候被人稱為有“革命性”，這是因為戰國時代的動亂，使他知道，只是恢復故態而不改弦更張是不能濟事的。齊人準備伐燕，他說燕可伐。齊宣王問他貴戚之卿應做的本分，他說：“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也就是容許廢君而另立族中賢人。梁襄王問他：“天下惡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著問：“孰能一之?”孟子就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說過“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這已經不是孔子所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嚴格規矩了。
孟子開始游說的時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蘇秦、張儀提倡合縱連橫之季。戰國七雄，已經準備長期的大廝殺。雖然這時候的戰事還沒有像戰國末季那樣劇烈——凡是年齡十五歲以上的都要向防地報到，降卒四十萬或四十五萬一起坑埋——但是這時也不再是春秋時代競技式的戰爭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為什伍”，即是以一種軍事組織的原則，加之全民。在戰場上騎兵既登場，步兵人數也大量增加。“斬首六萬”，“斬首七千”，已經開始見于各國的紀錄。孟子說：“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這句話可能反映著當時各國備戰的情況，也可以說是他對當時國君草菅民命的一種控訴。他所說的“民有饑色，野有餓殍”不可能是無的放矢。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為《四書》之一，實際上它占《四書》一半以上的篇幅，既為各朝經筵講解之用，也為科舉取士的標準，對中國思想史有無可估量的影響。而亞圣以慈悲為懷的心腸，為民請命，他講的話有時也富有情感，有時尤任直覺，例如“見牛未見羊”，“君子遠庖廚”。他的性善論必定帶著一種強迫性的推論。因人既然生性為善，那么強迫人們保持這種天性也不算過分了。這關鍵處有如盧梭之論自由。他的低水準平等思想——例如“樂歲終身飽，兇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罰，薄稅斂”，在一個簡單的農業社會里，被奉作經典，同時也符合事實的需要。可是今日我們讀《孟子》和《四書》全部，卻不能一體視之為政治哲學，一定也要考究他們的歷史背景，有時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說的一樣，“盡信書不如無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