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紅線是不能跨的，有的底線是不能挑戰的。
今天是2017年12月13日。這個日子對中國人來說再熟悉不過了，整整八十年前，在當時中華民國的首都，發生了一件至今仍留有創傷的慘案。
紀錄片《南京1937》開頭第一句話是：“在世界現代史上，還沒有哪一個城市像中國南京這樣，慘遭異族軍隊的殺戮和蹂躪。就在這座城市陷落以后，這里血流成河、尸骨如山的景象令世人為之震驚。”
事實上，無論是“南京”和“1937”的字樣，還是開頭的這段描述，都能讓人立刻想到一個詞——南京大屠殺。
在民眾對抗日戰爭的記憶里，有四個重要的日子節點：09月18日、07月07日、08月15日、09月02日，這四個日子分別意味著日軍開始侵華、日軍全面侵華、日本宣布投降和日本簽署無條件投降書的紀念日，每逢這幾個日子，大家都會有對抗日戰爭的記憶浮現，是對整體的、是對全面的，夾雜著許許多多的復雜情緒。但是每逢今天，今天這個日子所承載的，就只有一件事了——三十多萬人的生命。
就在12月10日凌晨兩點，最年長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管光鏡老人與世長辭，享年100歲。1937年，管光鏡在溧水東河沿邊目睹日軍飛機來襲轟炸，他躲在大石頭下僥幸還生。南京淪陷后，他還多次目擊日軍在南京郊區屠殺當地無辜百姓。目前，登記在冊幸存者已不足百人。而日本還沒有為此道歉。
南京大屠殺之所以能成為全民族的記憶創傷，原因有三：一、它發生在當時中國的首都南京；二、日軍殘忍地殺害了三十多萬人；三、被屠殺的是手無縛雞之力的老百姓。
從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8月15日，中國在長達十四年的抗日戰爭中，足足傷亡3500萬以上，這其中包括了平頂山大屠殺、老黑溝大屠殺、凌縣大屠殺、寧武縣城大屠殺、粟柴壩大屠殺等等。如果要把這些慘案一一列出來，那可真是一天都數不清。因此對中國人來說，這些慘案被高度濃縮成了一個共同的記憶體，那就是南京大屠殺。
在正邁入現代化世界的時候，日軍卻在中國土地上瘋狂地殺戮，更何況被殺的不只是士兵，還有成千上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也因此，即便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有爭議，即便民眾不清楚唐生智在南京守城戰中所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即便民眾不清楚中國政府在南京淪陷之前就將日本駐華使館的工作人員安全送出等事件，“南京大屠殺”依舊成為了一個不可動搖的、民眾對抗日戰爭中所有慘案的最高集合體。
在蘭曉龍編劇的《好家伙》里主角之一的時光問了這樣一句話：“你真的不知道，南京在三七年的時候發生了什么？”
這是劇中的一個重要背景，但全劇從頭到尾沒有提及“南京大屠殺”的字樣——而觀眾早已明了——事實上，在影像化的作品里，南京大屠殺一直是一個重要記憶。就算是抗日神劇，也沒有哪一部敢開南京大屠殺的玩笑。而但凡在抗日戰爭中提到南京，大家也都立刻清楚說的是什么，不需要任何歷史背景。
素來以獨特的歷史視角著稱的導演張黎則正面拍攝過這一題材，2013年底，他帶著《四十九日祭》出現在了觀眾面前，有不少觀眾在議論這次張黎會表達出什么樣的想法，但張黎說：“（對這段歷史）沒有什么新的觀點，就是如實展現那一年冬天他們干了什么，而且到今天他們都不承認他們干了。他們在四十二天里面，虐殺了三十萬平民，這能有什么新觀點。我的最大愿望，就是看劇的人腦子能記得有這么一事，因為日本人是以舉國之力來銷毀這個事情。”
不難感受到，張黎這段話中流露出的濃濃情感，盡管他一再強調這部劇沒有什么觀點上的創新，但切入視角依舊給了南京大屠殺題材的涉及一個新的思路。
正如張黎所說：“我們可以寬恕，但寬恕必須建立在對方承認歷史的基礎上，日本現在憑借國家的力量已經快把罪行抹沒了，那些懇求日本謝罪然后我們寬恕的想法不能再有了，而且我不贊成把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平民分開，在我看來，參與到戰爭中來的每一個人，都是行刑者。”
本劇每集開頭都會引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利·威塞爾的反戰宣言：“忘記大屠殺，等于第二次屠殺！”
其實，《四十九日祭》改編自嚴歌苓的小說《金陵十三釵》，原著曾被張藝謀改編成過同名電影。在敘述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之前，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南京大屠殺題材影視作品的變遷及其社會背景。
第一部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影片出現在南京大屠殺發生50周年的1987年，那是由羅冠群導演的《屠城血證》。而這部影片的誕生背景，則要追溯到60年代。1960年，南京大學歷史系的老師高祖興先生開始了學術界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并于1979年初出版了我國最早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書籍《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但當時并未引起廣泛重視。直到1982年，日本的右翼篡改歷史教科書，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震驚和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同年中國新聞電影制片廠就根據高祖興的研究出品了黑白紀錄片《南京大屠殺》，并于次年開始著手籌建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在這種社會心理下，《屠城血證》誕生了。此外，1995年的兩部影片《南京1937》和《黑太陽·南京大屠殺》則都是為了慶祝抗爭勝利50周年而出。
在這三部影片中，從藝術角度看并不十分高明，人物標簽化、臉譜化，正派角色和反派角色對比鮮明，更多著墨于日軍的殘酷暴行，是正面表現屠殺慘狀的影片。但人們并不曾因此而認為這些影片沒有價值，相反的，恰恰因為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的形象根深蒂固，使得人們對這一形象的藝術建構接受得很容易。
步入本世紀初，南京大屠殺相關的影視作品則走進了一個新的方向——反思與救贖。分別于2002年和2004年上映的《五月八月》和《棲霞寺1937》，便講述了新視角下國人對戰爭為什么會打成這樣的思考和戰亂中互相救助的國人的偉大精神。
換言之，從這兩部作品開始，創作者不再滿足于只將鏡頭對準南京大屠殺本身，而是試圖以南京大屠殺這一民族創傷為載體，構造出一個新的自我表達。從最終的成品上看，這兩部電影達到了一定的藝術高度。
而隨著新視角的不斷突破，終于誕生了兩部具有極大爭議的相關作品。
其一是由陸川導演的《南京！南京！》。《南京！南京！》于2009年上映，作為一部南京大屠殺題材的相關電影，它在社會上引起的軒然大波足以再次證明那句話：“有的紅線是不能跨的，有的底線是不能挑戰的。”
在這部電影里，陸川自作聰明地將講故事的視角從中國人置換成了日本人，這還不然，緊接著這個日本人角川正雄就會在南京場迷失，他以為只是攻占城市，結果沒想到上峰要求屠城，在集體無意識下他參與了屠城，最終卻因為無法面對自己的內心而放走了兩個中國人，最后開槍自盡。
而根據參與過南京大屠殺的日軍東史郎回憶錄《東史郎日記》，我們能看到，只有極少數的日軍在戰后反思了自己曾經犯下過的暴行，而在戰爭中、在南京，這群日軍一個比一個殘暴，他們拿著斬下的人頭數開始比拼“百人斬”，他們以不停輪奸婦女為樂。張純如記下過一個日本老兵的話：“當我們強奸她時，我們把她看成是一個女人；但當我們殺她的時候，我們只是把她當作是豬一樣的東西。”
在這種情況下，陸川此舉會引起輿論的極大反對自然不難理解。當日本還沒有為侵華行為甚至南京大屠殺道歉時，陸川已經在電影里替日本人贖罪了。
相信陸川是想沿著《五月八月》和《棲霞寺1937》的路往下走，想把南京大屠殺這個題材作為背景，來闡述自己關于人性自我救贖的一套理論。但可惜的是，他動的是南京大屠殺這個題材。
跨過了這條線，就很難讓人原諒。因為原諒，我們也許就背叛了歷史。
而晚于《南京！南京！》幾年的張藝謀的電影《金陵十三釵》，則同樣置換了講述人的視角，和2009年的《拉貝日記》一樣，這兩部電影都以外國人為主要視角。當用局外人的視角來看待日軍的殘暴行為時，便更具備了普世的價值意義。
因為早在張純如寫書之前，還有很多人壓根不知道或者說不相信1937年冬的南京，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就連張純如本人也在《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的序言里說過：“在整個孩提時代，南京大屠殺一直代表著難以言表的邪惡，存在于我的腦海深處。但它卻是抽象的，缺少與人有關的細節和人性的內涵，而且我也很難確定哪些是傳說，哪些是歷史。還在我上小學的時候，我就去過當地的公共圖書館，希望找到相關資料，增進我對大屠殺的了解，但結果卻是一無所獲。這使我感到很奇怪。如果南京大屠殺真的如此血腥，是人類歷史中最野蠻的行徑之一，如我父母所堅持認為的那樣，那么，為什么沒有人就此寫一本書？”
在這種情況下，用西方人視角來拍攝這樣一部有關南京大屠殺題材的作品，則承擔起了民間自我構建民族創傷影像的一環，聯想到猶太民族經常致力于對納粹屠猶的影像化描述，中國做得還是太少了。
而《金陵十三釵》備受爭議的地方之一就是它的另一敘述主體：妓女。由于講述了秦淮河上一群妓女為了維護學生們的貞操，最終舍身取義的故事，被一些人稱之為“情色愛國主義”。這一方面我們看到，無論是誰，只要是從另一個角度動用了南京大屠殺這個題材，都有可能會對一部分人的感情產生傷害；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關于南京的平民遭遇了什么、南京的老人遭遇了什么、南京的邊緣人士遭遇了什么的描述，已經被搬上了影像。
當然，《金陵十三釵》并沒有受到《南京！南京！》那么大的非議，原因也很簡單，盡管大家可能對《金陵十三釵》有不滿，但這種不滿是在可控范圍內的，這部電影本身的定位并沒有問題。
什么定位？
侵華日軍是壞人。
沒有政治派別的影響，沒有意識形態的加成，只要身為一個有良知的人，看到那么多侵華日軍的暴行，即便是去政治化、去民族化、去藝術化后、依舊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侵華日軍是壞人。
這就是最基本的大是大非，任何脫離這個大是大非去討論的問題都不應該。
我們討論問題應該是有理性思維的，但理性思考并不意味著沒有感情。
我們不會將對侵華日軍的仇恨轉移到所有的日本人身上，那是狹隘民族主義；我們也不會簡單地認為侵華日軍所犯下的罪行只應該停留在那時，而不去追究現在日本政府是否道歉，那是機械教條主義。一個民族是由大大小小的人組成的，是由這個民族的過去衍變而成的，而它也會走向這個民族的未來，因此這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無法分割。
從這個角度看，身為影像記憶的創作者，在進行影像創作尤其是動用到南京大屠殺這種題材時，一定要慎重，不能將它塑造成煽動民族仇恨的工具，更不能將它變成表達自己歷史虛無主義的載體。
有這樣一件事一直廣為流傳——
日軍第十八師團在參加南京大屠殺之后便被派往東南亞，后來這支部隊一直北上，直到緬甸。而后遠征軍新編第38師占領新平洋，孫立人將軍看著這批被俘的日軍，不假思索地命令參謀：“這些狗雜種！你去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后都這樣辦！”
此舉大張民族之氣，經常被人津津樂道。但在學術界關于孫立人的研究中，并沒有提及此事，甚至有孫立人下令優待這些日軍的記載。
這里無意去評判孫立人將軍的行為，但這件事的編排確然反映了某種心理。
什么樣的心理呢？我想當你看到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里的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單墻時，一切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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