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現代音樂舞蹈詩劇《農民工之歌》公益演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圖為演出現場
《農民工之歌》自2011年面世以來，三次唱響人民大會堂，三次記入中國文學大事記，并被譯介到世界多個國家，其影響力和生命力深遠持久。作為一位農民工詩人，劉迅甫以其非凡的氣魄、深厚的學養、真摯的情感抒寫了當代詩人的文化擔當，可敬可嘆。較之當代詩歌“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以及不少詩歌或無病呻吟或顧影自憐的現狀，劉迅甫的《農民工之歌》可謂一曲豪邁強勁、悲天憫人的“大寫”的贊歌，振聾發聵，為當代詩歌注入了新的血液。
一、現實主義立場的堅守——從傳統到現代
《農民工之歌》是詩歌，是詩歌體的報告文學。這是一個大創新，它匯聚了報告文學的寫實和詩歌的審美雙重功能，創作出既厚重又飄逸，既質樸又激情的時代之歌——在當前詩歌背景下無異于驚雷。
當代的詩歌已進入多元化、個人化的寫作階段，被稱為“現代性與復雜性兼具的多元化寫作時代”，以致形成自言自語、自娛自樂的創作局面。在這種背景下，《農民工之歌》的誕生就凸顯出非凡的現實意義，這意義就在于它對于中國詩歌“寫實”傳統的接續能力，對于“五四”以后新詩“為人生”的、“寫實”的詩歌的承接能力、對于“現代性”詩歌技巧的借鑒能力和出古入新的創新能力。
中國詩歌傳統里自古就有“心懷蒼生”“為民請命”的現實主義主題，涌現出了屈原、杜甫、王安石、范仲淹等大批優秀詩人和諸多膾炙人口的杰作。“五四”以后各個時期的新詩都有這一主題的延續：上世紀20年代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詩派，30年代以“捉住現實”為宗旨的中國詩歌會、七月詩派、晉察冀詩派，40年代的民歌敘事體詩潮……正如評論家何西來所說：“如果說我們的詩歌在廣大民眾的命運面前，特別是在為這個社會轉型，為國家富強做出了犧牲的這些農民工，他們的一些疾苦，他們承擔的一些苦難面前閉上眼睛的時候，就是詩歌創作的末路。”而《農民工之歌》就是這方面直擊現實、直指人心、直抒胸懷的現實主義力作。作品以農民工為主體，通過對夫妻洗墻工、打工詩人、留守兒童、婦女、回家過年的人以及不幸的逝者等遭遇的記錄和描述，把他們的生活全方位、多視角地展現在長詩里。
寫實不僅是客觀的描述，同時也是主觀的真情實感的抒發。“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農民工之歌》通篇貫穿著詩人真摯的感情，獨白式的抒情和大量的排比直擊人心，把濃郁的感情一再推向高潮，句句皆情，字字含淚，讓讀者唏噓不已。對于讀者已經很少能被感動的當前，《農民工之歌》的巨大感染力就在于它的真實、真誠、真摯。這也是詩人多年來踐行“無真情不寫”，“創作得先把自己感動”的詩歌創作原則的結晶。到底“真”有多重要?我想用詩人李犁的一句話做結：“對詩歌而言，深不如新，新不如真，誰發現并摳出了真，誰就是詩歌的王者。”
二、文明尺度的叩問——從漠視到尊重
《農民工之歌》一石激起千層浪，其影響面之廣，力度之深，反響之烈，已遠遠超出文學的范疇。它觸及了整個社會的價值觀，那就是我們該怎樣對待農民工，如何評價農民工，乃至如何對待整個社會的弱勢群體?
農民工人數眾多，卻是最為壯觀的弱勢群體，盡管國家出臺不少政策保障農民工的生活，但是事實上，改善的進程非常緩慢。有些并不是法律或政策就能解決的，比如公民的文明意識、平等意識、個人的尊嚴、自身的意識，而文學恰能彌補這個缺口。正如“五四”新文學對于國民民主意識覺醒所作的貢獻，《農民工之歌》對于農民工自身、對于抒寫當代的知識分子、對于整個社會的文明意識乃至價值觀的塑造都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對農民工來說，詩歌里這種真切的描述、真摯的情感以及詩歌所引起的巨大反響，不僅讓他們感動、振奮，重獲存在感、價值感，而且正因為作者也曾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們又會有信任感、自豪感，并對未來充滿希望，這種潛在的影響還會波及他們對下一代所持的教育觀念，因此意義深遠。對于知識分子特別是廣大的創作者而言，是“兩耳不聞窗外事”，還是熱切地關注現實，肩負起文化擔當，必將引起新一輪的思索;對于整個社會公民而言，是唯利是圖、唯“金”必拜，還是以尊重的心態、包容的心態關心農民工、尊重農民工，以及我們傳達出什么樣的價值觀給下一代，都是值得三思的問題。
而創作者本人作為文化的引領者，價值觀的端正與否至關重要。具體說來，就是“為什么人”的問題，是為“己”還是為“人”，是為“個人”還是為“大眾”的問題，是擔當不擔當時代使命的問題，也是注重社會效益還是經濟效益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寫作者人格和良知的顯現。尤其是在當前令人擔憂的情況下——諸多文藝作品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了方向，諸多寫作者為了“盈利”不惜“媚俗”;還有一些玩起了“文字游戲”，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和生活卻被忽視被遮蔽，這是文藝的悲哀，詩歌的沉淪。可是總有一些作品是帶著“血肉”的堅守，比如《農民工之歌》等——他們才是文藝的脊梁和中流砥柱。而這點也是聶魯達所反復強調的：任何詩人的大敵，莫過于他自己沒有與同時代的最被忽視、最受剝削的人們找到共同語言的能力。這一點適用于一切時代和一切國度。
三、社會發展偉力的洞察——從同情到壯歌
作為引領時代的“大文學”，《農民工之歌》不僅僅關注文學本身，它還以詩人敏銳的觸覺、深刻的洞察力，以作品特有的深度和廣度，表達了對時代熱點問題的關注和思考——詠嘆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的巨大貢獻，書寫歷史變遷中兩代農民工的精神追求，表達農民工的自我認同感和歸屬感，歌頌農民工群體作為偉大“中國夢”基石的歷史力量，通過選取和塑造典型的形象，理解和把握時代脈搏和走向，體現時代精神價值取向，富有前瞻性和預見性。這既不同于以往鄉村書寫中的“挽歌”基調，也不同于大眾媒體視野下對農民工“俯視”“同情”的淺表化傾向，而是對參與現代化進程的農民工進行“勞動的禮贊”“時代的禮贊”“民族的禮贊”!
農民工是我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涌現出的新型勞動群體，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產業大軍，是創造當代中國奇跡的重要力量，是托起偉大“中國夢”的重要基石和強大動力源泉——而諸多的文藝工作者對此視而不見，住在“象牙塔”里對時代和社會緊閉雙眼，“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更是無從談起。盡管也有部分作品的的確確關注了民生，關注了“農民工”，然而卻是自上而下的俯視——在與城市文明融合的過程中農民工常被作為被救助、被同情的形象出現在讀者面前，其中也不乏善意的嘲諷和批判，似乎他們就是國民“劣根性”的具象，這都未給予農民工以應有的尊重和評價。
究其原因不外乎兩點：沒有從深處體察，沒有從廣處觀照，更不用說前瞻性和預見性。而《農民工之歌》之所以“一鳴驚人”，就在于它的“深”和“廣”。先說“深”，細讀文本會發現許多的細節——正是這些細節體現著詩人的筆觸之深：比如，“兩只蝴蝶/在空中飛來蕩去/那是城里人不敢仰視的高度……他們膽顫心驚/讓千家萬戶的玻璃窗/呈現出天空的蔚藍……”(《夫妻洗墻工》);比如，“午夜的寒星/是故鄉的眼睛/打量著我/熟悉又陌生的面容/漫天的白雪/敞開久違的親近/腳步蹋響雪地/發出久違的咯吱聲……”這是真切的生活，是誠實的表述，是雙腳踏在土地上的禮贊!
從“廣”度來說，《農民工之歌》高瞻遠矚，立足整個社會的城市化進程，以歷史的眼光觀照農民工的成長與發展，展示了詩人的大胸懷、大眼界、大手筆。整部詩集分為“開篇曲”“打工篇”“留守篇”“鄉戀篇”“開拓篇”五個章節，闡釋了“以自己的方式頂天立地”的農民工的概念，回顧了農民工的昨天——“他們卻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尊嚴與人格常常被人作踐”，描述了農民工的今天——“黨中央的關注/給農民工帶來了明媚的春天”，預告了農民工的未來——“當年外出打工的十八條窮漢子/如今已變成了十八羅漢/人人身懷絕技/個個神采飛揚/我們向著母親的聲聲呼喚走來/帶回了親人們十年的守望/我們揮手告別了城市的美麗/決心用三年改變家鄉的模樣”。
深度也好，廣度也好，無不是基于“大愛”的燭照——眼里有生活，心里有人民。多年來，詩人劉迅甫一直關注著農民工群體的生存狀況和命運，關心他們的物質處境和精神文化訴求，感同身受農民工的喜怒哀樂，把農民工作為自己詩歌創作的重要題材。也正是他植根于人民，一心為人民抒寫、抒情、抒懷，作品才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和深遠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