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的父親金若望先生，“曾名大鵬，乳名玖生，曾用名丁弢、丁楚三、小丁、程維德、久年、邊星、子翊等”，之所以有這么多化名，蓋因他曾是中共派入舊上海的一名情報人員，即所謂“地下工作者”。這位吳江黎里鎮沒落地主的兒子，在抗戰爆發前夕加入隱蔽戰線，從此穿行在里弄碼頭、十里洋場。酒局舞會、逢場作戲的日子大概也有過吧，但似乎更多是窮得一文不名，還要努力將僅有的幾件西裝穿出體面來。因此所謂“潛伏”，遠不像今天的人們想象中那樣浪漫;而如果考慮到“潛伏”的任務結束之后會怎樣，那么這職業豈止是不浪漫而已。金若望先生這一生，日本人的監獄進過，中國人的監獄也進過，十幾年在做地下工作，十幾年在寫申訴材料，待徹底平反無需申訴的時候，又到了退休的年紀，于是幾十年待在家里，讀青年時未能讀通的書，和青年時的友人通信，在信里講那些不足為外人道的事。這樣的人生一定足夠傳奇，但看上去卻像無趣，因為這傳奇最重要的部分，正在于緘默。這名地下工作者深受當年工作規則的影響，終其一生都致力于將自己的傳奇性隱藏起來，很少談及——也或者，是申訴時已說得生厭，不愿再談。好在他有個當作家的兒子，對記憶與歷史，以及二者之間吊詭的聯系充滿好奇;還有一位風雨同舟、相濡以沫的妻子。金宇澄的母親姚云女士，曾名姚志新、姚美珍，出身殷實人家，解放前是復旦大學的進步學生，差點投奔新四軍，但最終因家庭阻力留在上海，認識了金若望，戀愛，共同迎接新中國的到來，而后結婚，生子。盡管也曾有過熱血昂揚的青春年代，但是與其先生相比，姚云的一生其實相當平常。她是平常的學生，平常的妻子，平常的革命干部，平常的母親，和所有中國人一樣隨著大時代的波瀾動蕩而工作、運動、下放……并沒有什么傳奇性。但是她趕上的大時代，恰好是二十世紀最不平常的那幾十年。因此在金若望先生故去之后，也已至耄耋之年的姚云女士翻檢照片與往事，發現將自己平常的一生講述出來，居然也足夠傳奇。這平常而傳奇的講述，與她那位作家兒子經由種種筆記、信件、書籍而刺探發掘的父輩往事一起，構成金宇澄的非虛構新作《回望》。
《回望》
作者:金宇澄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2017-1-1
作家，就某種意義而言，本身即是一種地下工作者。他們看似與我們同在，其實卻暗自懷揣著另外一個世界，游走在真實與虛構的邊緣，這世界的不同側面。他們在熟常的生活里發現隱秘，用奇異的方式操作語言，借助米湯、顯影液、密碼或隱喻，將想要訴說的藏匿、變形，以期待說出以平常方式無法傳遞的信息。為此，他們只能半信半疑、似真似假地面對這世界，深入其中，撕裂而后重組。在這危險的旅程中，他們必須一再堅定自己的信念;但即便如此，迷路的危險也還是有的;可迷路卻又恰恰可能構成旅途最精彩紛呈、扣人心弦的部分……我想說的其實是，像金宇澄這樣與文字打了半生交道的寫作者，擁有一位做過“地下工作”的父親，簡直是再合理不過;進而我相信，金宇澄之所以如此執著地要將父親母親的故事講出來，當然不僅僅因為他是他們的兒子，而是因為嗅到了“同行”的氣息——他一定直覺到他們的故事將通向更廣闊的意義和更幽深的秘密。他的發現同樣令人期待，同時也必將令《回望》和一般名人憶舊或家族記憶的作品相比，有截然不同的氣質。
個人記憶與國家記憶
在類似的寫作中，微小個人總是不可避免成為宏大歷史的注腳。而如前所述，金若望先生與姚云女士的傳奇人生，當然也與他們所經歷的時代有莫大關聯。金若望先生生于191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當他長到18歲時，盧溝橋事變，抗戰爆發。姚云女士生于1927年，那年大革命失敗，繼而南昌起義，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的武裝;她18歲時恰是1945年，抗戰勝利。而他們得到組織批準結婚，就在1950年的國慶節之后。因而他們的生活是和共和國的創生與建設嵌合在一起的，他們的個人記憶，某種意義而言，同時也就是國家記憶。
但只要讀過金宇澄那部名滿天下的《繁花》，見識過他如何以一座城市的記憶有效地補充了被國家敘述忽略的歷史，就會猜得到他大概不會接受個人與歷史這樣粗暴而簡單的對位關系。在堂皇莊重的史書正冊邊角，地下工作者本能地相信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會想要倔強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使那些宛若以青銅鑄就的字句變得紊亂。地下工作者金若望所遭遇的最大危機，是由于日共黨員中西功在東京被捕，招供出上海、南京情報系統諸多成員，導致組織癱瘓，同志被捕、犧牲，而金若望本人入獄兩年，成為后來他必須不斷申訴，解釋自己獄中表現的歷史根源。即便在近半個世紀之后的1985年，金若望提及中西功仍然余恨難消;然而在當時的文獻記載里，中西功似乎從來都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不但“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和世界反法西斯主義斗爭做出過不少貢獻”，且被捕后還“在獄中進行了英勇的斗爭”;而據金若望“潛伏”時的上級吳成方后來回憶說，即便不去討論中西功的行為是否算是變節，他在那時搜集的情報也實在談不上什么價值……在這里，重要的甚至不是個人記憶與歷史文獻的兩相抵牾究竟何者為真何者為假，而是個人如此錯位地身處歷史迷陣當中，一切對于個人而言至關重要的，原來于歷史無足輕重。犧牲未必慷慨，隱忍未必悲壯，而孰真孰假根本不值得去辨析。
《繁花》
作者:金宇澄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2013-3-1
金宇澄寫到，他的父親金若望先生最常提及兩個人：一個是因中西功的招供而被捕犧牲的地下黨員程和生;一個是小學同學沈玄溟。后者無涉革命，卻有關風月。沈玄溟的父親常年一個人在上海教書，將家中多余的房間租給一名青年醫生。后來，玄溟母親與醫生有染，玄溟父親抑郁自殺，而這醫生居然逐漸堂而皇之地做了沈母的入幕之賓。事情的精彩之處在于，這醫生并不因此饜足，又爬上了玄溟妻子的床，最終更和玄溟妻子卷款逃走。但故事仍不算完，事件發生的六十六年之后，九十二歲的金若望偶然讀到一條記載，稱抗戰期間，黎里鎮一名年輕西醫曾派人通風報信，令中共地下吳嘉工委書記及時轉移脫險，堪稱革命功臣，而這名西醫，當然就是沈家的那位風流房客。
這故事距離大上海緘默的烽火硝煙那么遠，卻讓我無端地覺得，這其中個人與歷史的尷尬關系何等神似。我只是困惑金宇澄何以沒來由將它插進金若望的故事中間，正如我困惑金宇澄何以總是在父親的革命生涯與故鄉黎里之間來回跳轉，一再追問“牽扯這一些新縑舊素，或者零縑斷素，是否都與故鄉黎里有關”?我曾經在敘述的斷裂處反復推敲，似乎確實能夠隱隱在那座大河邊的古鎮和地下工作者金若望之間找到某種神秘的關聯，但那關聯始終似有若無，并不能清晰地呈現為某種斷然的邏輯。
誓言與譫語
一九五五年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寫申訴材料幾乎是金若望唯一的生活重心。金宇澄引用羅蘭·巴特《明室》中的一段話抒發喟嘆：“……自己不能證實自己，這是語言的不幸(但也可能是語言的樂趣)。語言的實質可能就是這種無能為力，或者，用一種肯定的方式說：語言在性質上是虛幻的。為了試著使語言變得不那么虛幻，必須有一個巨大的測量裝置：求助于邏輯。或者，在沒有邏輯的情況下，求助于誓言。”有趣的是，將這段話中的“語言”替換成“記憶”或者“歷史”，幾乎同樣是充滿詩意的殘酷真理。而我相信，穿梭在歷史遺忘的細小褶皺之間的金宇澄，早已放棄以邏輯的方式追溯往事;而在諸神退位的今天，誓言也早已失效，或許譫語反而能夠幫助我們撕開已然堅固的光滑表面。
金宇澄
這樣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金宇澄要不斷用各種瑣碎蕪雜和看似互不相干的材料來拼湊出記憶的樣貌。那正是他作為一名操持文字的“地下工作者”，想要由世界的表層發掘信息的工作方式。在深入自己父親母親的記憶中時，他非但不像大多數人那樣假個人為歷史的注腳，也不像少數人那樣以個人質詰歷史，他質疑的是邏輯。在經過種種理性建構的努力之后，歷史已經以一種極合邏輯的面目呈現自身，不論哪種立場的歷史，無不如此。但是如果相信尼采的話，那么蘇格拉底的理性已經等而下之，永遠無法企及古希臘的人們那種建立在直覺和神秘基礎上的與真理的距離。所以金宇澄不斷要退回到直覺層面，用最質樸的材料，最少的分析，讓細節不斷生長、繁茂、相互重疊、爭相訴說。
博爾赫斯講過，他有一位叫做富內斯的朋友，曾經試圖這樣做。博聞強記的富內斯記憶力是那樣好，以至于可以精確地回憶起他所經歷的一整天里所有的細節——然而每一次回憶，都同樣要用去一整天的時間。富內斯認為世間的所有語言記載都會毀滅和世界的真實關系，因為它們總是不由自主地概括、抽象、借助邏輯。而富內斯則幾乎不會進行一般的、純理論的思維，他記住的全是細節。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寫作，并在當時以實驗風格著稱的金宇澄，對這個叫富內斯的人一定相當熟悉。那么他就不可能不面對博爾赫斯潛在的疑問：究竟這樣全由細節構成的記憶，有什么意義呢?除了富內斯獨一無二的生命，和他神秘莫名的審美價值之外?
我據此揣測，執意要將這樣一本細節之書寫出來的金宇澄，是有一種自棄的絕望的快樂。在后記中，金宇澄講述了《回望》的成書過程，隨著材料越來越繁雜，細節越來越豐富，記憶并沒有更加真實，反而是“一旦看清了某些細部，周早就更是白霧渾茫……萬語千言，人只歸于自己，甚至看不清自己。”在后記的結尾，金宇澄其實已經暗示，所有細節終將風化，終將被遺忘，而盡管這本書如此努力地擦亮一個人兩個人的命運，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逃脫時間的網羅，逃脫隨風消失的結局?金宇澄借記憶與文字展開的這一場向內部探索隱秘的地下工作，會不會和金若望先生“潛伏”的結局相仿?或許到最后，不論燦爛若滿樹玉蘭花盛開的青春，還是爭相有所訴說的文字，都不過是個人有限性與寫作有限性的證明。在蕓蕓眾生的大千世界里，充其量也不過是一聲嘆息。
然而，當我們走進一座收羅萬象的圖書館，在排列整齊、次序編碼的書籍之間穿行，突然聽到一聲悠長的嘆息，那么清晰，又那么幽暗，難道不是最珍貴最動人的嗎?
文藝能超脫
評論是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