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藝網 電 （沈彤）2019年11月26日，由復旦大學上海史國際研究中心、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上海市歷史學會、上海市地方史志學會、上海江南書院共同主辦的“陳獨秀誕辰14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上海社科國際創新基地召開。在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一級巡視員、副主任、上海市地方史志學會會長王依群全程主持下，與會代表本次主要圍繞“陳獨秀與建黨”、“陳獨秀與上海”、“陳獨秀與學術研究”三個核心議題展開討論。
陳長璞女士在大會開幕致辭中，與大家分享了自己溫情而感人的三個故事。陳長璞自幼對爺爺人生充滿好奇，上世紀80年代起，她致力于陳獨秀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于1995年創建了陳獨秀生平陳列室，宣傳陳獨秀的思想文化；并投身墓園建設工作，多次修葺墓地，多年來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支持，以及各位專家學者的無私幫助，對此她銘記在心，非常感激。
與會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認識“陳獨秀與建黨”這一議題，談了自己的真知灼見。
原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復旦大學姜義華教授仔細梳理了陳獨秀從1920年4月來到上海漁陽里2號、5月開始籌備、至1920年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事實。指出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年譜》第62頁上已明確記載：8月，“上海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該組織擬定一個具體的黨綱黨章內容的文件，并選舉陳獨秀為書記，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而陳獨秀成為建黨領導人也并非偶然。他豐富的群眾運動實踐經驗和運籌帷幄的組織能力，使他成為當之無愧的創建者。
姜義華提出諸多建議：將上海漁陽里2號確認為中國共產黨誕生地，重新布展；確認陳獨秀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第一人；在2020年8月，舉行中國共產黨在漁陽里2號創建100周年紀念活動，并將之作為2021年紀念中共“一大”召開100周年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會長、上海大學忻平教授認為，陳獨秀有兩大首創之功：一是對五四運動的啟蒙之功，二是創黨之功。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創始人。毛澤東在1920年寫給蔡和森信中談到“建黨一層仲甫先生在做”。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中恢復了歷史真相:“在中國共產黨創建過程中，陳獨秀起著重要作用。在上海成立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織”，“上海的組織一開始就叫中國共產黨，北京的組織則稱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它們都是不久后組成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其次，陳獨秀和毛澤東先后啟蒙了當代中國人。陳獨秀作為五四運動的主將，啟蒙了近代中國人的現代意識。同時陳獨秀也啟蒙了毛澤東。正是1920年夏天毛澤東在上海老漁陽里與陳獨秀的長談，讓毛澤東在那個夏天“已經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上海大學李瑊教授則是以“漁陽里”這一獨特城市空間為中心，探討了陳獨秀與建黨的關系。1920年春，陳獨秀入住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在他的引領之下，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初創時期的精英集聚、理論宣傳、階級動員、人才培養、組織創建等項工作，創造了許多“第一”，包括：1920年8月，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在此誕生地；8月15日《勞動界》周刊創刊，這是最早向工人階級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8月末，全國第一個青年團——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此成立；
9月，中國共產黨組織的第一個出版機構“新青年社”成立；9月，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個培養青年干部的學校——外國語學社成立；在此，出版《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11月出版《共產黨》月刊，這是第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刊；11月成立第一個由中共組織領導的工會——上海機器工會；1921年，這里成為中共“一大”籌備之處；1921年中共“一大”選舉陳獨秀為書記后，他的寓所成為第一屆中央局駐地，成為中共創建初期的決策中心和首腦機關所在地。
陳獨秀與上海這座城市有著無法割舍的緣分，他長期工作、學習在上海，上海不僅為其提供了相對安全的空間，亦為他的思想發展的提供養分，為其施展才華的最佳舞臺。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江南書院院長熊月之提出，陳獨秀這樣獨特的人物是我們研究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紅色文化最佳的連結點。陳獨秀從抗清、到旅滬、再到創黨等一系列的經歷，都體現出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和紅色文化的互通互融的情形。他分析指出陳獨秀因其思想、能力、作為，成為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的魅力型的權威人物。這也是后來他雖然沒有參加中共“一大”，卻依舊當選為中央局書記的重要原因。熊月之認為，陳獨秀的起步、北上、南下，以及建黨以后很長一段時間都與上海息息相關。而陳獨秀一再選擇上海，是由上海這座城市五方雜處、一市三治的特殊政治環境決定的。
上海師范大學的蘇智良教授全面梳理了上海與陳獨秀之間的關系。他認為陳獨秀在上海的人生經歷可分為四個階段：1901年至1903年，這時的上海只是陳獨秀匆匆路過的碼頭，而近代化都市的繁華和自由留給他深刻印象；1903年至1914年，這一時期陳獨秀的早期革命活動主要在安徽，上海僅是一個暫時的避難所；1914年至1929年，陳獨秀視上海為中國革命的中心，并在上海施展他的政治才華；第四階段是在1929年之后，大革命的失敗對中國共產黨和陳獨秀個人都造成強烈沖擊。直到1937年出獄輾轉來到四川江津，再也沒有回到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徐濤以1922年陳獨秀離滬赴俄出席共產國際四大為時間節點，討論了在此之前他與上海之間層層遞進的關系。徐濤認為，陳獨秀與上海關系有著三段經歷：1905年前，他還是一位康梁信徒，對上海多是一種想象，也曾短暫來滬嘗試辦報；1915年、1916年間，是陳氏不忘辦報創刊之初心與定居上海的時期；1920年后，他攜《新青年》南下，展開建黨大業。這三段上海經歷，也伴隨著陳獨秀思想從有教無類，到敬告青年，再到啟發勞工、動員左派的三次跨越。上海成為了陳獨秀思想每一次華麗跳躍的最佳舞臺。從陳獨秀的個人思想演變亦可窺見，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是歷史必然的結果。
上海歷史學會會長、復旦大學章清教授在致辭中指出，上海市歷史學會能夠作為主辦方共同承辦這次會議，意義重大。陳獨秀先生精彩的一生和上海這座城市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因此在上海召開此次會議亦非常合適。我們始終關注如何持續深入推進陳獨秀的學術研究。我們現在身處一個史料層出不窮的年代，較之于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如何利用各種新文獻、使用各種新方法，擴展這樣一個對近代中國歷史發展有至關重要影響的人物，是史學界同仁皆應嘗試和努力的方向。
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教授徐光壽對陳獨秀已有研究做了完整的學術綜述。他認為陳獨秀百年學術史的脈絡，分為五個階段：1919-1927年，“光芒萬丈的彗星”，陳獨秀是正面人物，譽之者謂為“中國的列寧”；1927-1949年，這是毀譽相參22年，定性評價多于具體研究、政治結論多于學術研究；1949-1978年，是以批判為主的30年，陳獨秀被陸續戴上了“九頂帽子”；1979-1999年，是全面研究的20年；1999-2018年，進入全面深入研究的20年。他指出當前陳獨秀研究面臨三個主要難題：一是如何切實運用唯物史觀，客觀公正的研究政治與學術交織的陳獨秀；二是如何科學的分析和全面把握1927年后陳獨秀對中國革命的基本主張；三是如何做好陳獨秀研究的組織規劃工作。陳獨秀研究蘊含著政治、學術、教育和道德的多維價值。
張江園區綜合黨委常務副書記陳立雄發言中指出，“一切歷史都是歷史”，在建黨即將百年之際，在新一輪實事求是、思想解放的契機下，客觀看待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發展歷史，客觀看待對黨史中的人物予以正確的評價，既是黨員教育宣傳的需要，更是當今一個黨成熟走向未來的需要，因此不能囿于成見，要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高度，給予陳獨秀在黨史上更重要的地位和評價。
上海江南書院理事長羊國榮認為，一個民族越要往前走，就越需往后看，要時時回望起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惟其如此，方得始終。今天我們在這里紀念這位偉大的歷史人物，重讀他的經典著作，重溫他的歷程功業，我們一定能從他的人格、精神和思想中，汲取有益于我們當下的養分和力量。
大會主持人王依群總結指出，本次會議恰當其時、層次很高、成果豐碩。他認為與會代表對于陳獨秀個人研究的歷史、現狀與未來，對黨史和新中國史研究諸多關鍵問題，都提出了不少新觀點、新見解，不僅有助于進一步提升陳獨秀個人研究的學術基準，對于我們更好、更準確地理解近代中國歷史亦有很大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