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向上海突進。 新華社發（資料照片）
70年前的這個時候，接下來的一個多月，從丹陽，到上海，成為歷史的聚焦。
在北方，3月，中國共產黨人從西柏坡出發，“進京趕考”。在南方，4月，人民解放軍和各路人馬集結丹陽，專門為“進城”，為接管城市尤其是解放大上海，認真做各種準備。《解放日報》在上海的創刊，也是在此時從丹陽起步，并隨之同步見證了“進城”全程。
正如毛澤東主席親筆改定的新華社社論所指出的，上海的解放，有著特殊的意義。本報今起推出系列報道，回顧當年從丹陽到上海的勝利步伐。首篇聚焦最早可追溯到1948年底的戰上海布局。
“人民解放戰爭發展到大上海的解放，這乃是二十世紀中葉震動全世界全人類的偉大歷史事件”
■本報記者 陳煜驊
1949年，歷史正在加速奔跑。年初，淮海、平津戰事底定，此時距離新中國成立已不足一年。國民黨在大陸的22年統治，則正在走向注定的瓦解冰消，此時距離蔣介石黯然辭別上海復興島，還有4個多月……
不過半年，解放戰爭驟然加速
歷史進程的加速，自有其必然性，但在當時又似乎那么突然。1948年7月，毛澤東在新華社社論《人民解放戰爭兩周年總結和第三年任務》中，還特意加上了這樣一段預計：“中國人民還必須準備繼續作戰爭的艱苦奮斗，至少還要準備拿三四年時間去作這種艱苦斗爭”。不過半年時間，到了1949年的1月底，在與米高揚會面時，毛澤東卻已經自信“比過去我們預計的時間要短些，就能過長江向南推進”。
戰爭的主動權已然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這一點無可置疑。 下轉◆3版
（上接第1版）1949年初，中共中央提出，在夏秋冬三季“應當爭取占領湘、鄂、贛、蘇、皖、浙、閩、陜、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則是全部”。此時，長江北岸，二野三野大軍正在集結。2月，中央軍委同意渡江戰役計劃。4月解放軍橫渡長江，國民黨軍防御全面崩潰，23日南京解放。
在百萬大軍席卷江南的大背景下，上海戰役便顯得格外不尋常。
攻城前夕，中央卻指示“等命令”
在籌劃渡江作戰的總體方案時，解放上海的戰役就已擺在了臺面上。據目前能查閱到的資料，對于解放接收上海的構想，至少1948年底就開始醞釀，及至1949年5月22日中央最后批準三野總攻上海，如何奪取一座城市，用差不多半年的時間籌劃，這在解放戰爭中也是少見的。
不僅是決策時間漫長，即便是大軍已直指上海，解放軍的最高統帥部對部隊推進卻還有所保留。1949年的四五月間，中央軍委反復明確指示“不要過于迫近上海”，“何時占領上海，要等候我們的命令”，“嘉定城及昆山城以東之陸家浜、安亭等處如果可以不占，則暫時不要去占”，有些電文，還特別注明“請粟張注意”，約束之嚴，堪稱少見。
為什么會這樣？在此前的戰爭中，雖然已經攻取了濟南、沈陽等大城市，解放軍更擅長的卻是在大規模野戰中殲敵。尤其是對“家底”不甚雄厚的三野來說，奪取上海這樣的城市，難度確實不小，粟裕曾這樣描述湯恩伯集團，“那是一大坨，而且還包不死”，面對這樣一場戰役，無論統帥部還是前方將領，反復籌謀并不意外。
攻取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
但中央軍委的立意，卻不止于軍事上的謀劃。或許，更能代表此時中共中央決策大方向的，便是毛澤東的那句“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解放”二字，在共產黨人心中，從來既是“打碎一個舊世界”更是“創造一個新世界”。上海解放后，新華社的社論中說，“人民解放戰爭發展到大上海的解放，這乃是二十世紀中葉震動全世界全人類的偉大歷史事件”，足見上海在共產黨人心中的分量。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則早已指明，“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
擺在面前的問題是，如何接收管理一個現代化的大城市，當時共產黨人還缺乏經驗。于是，打上海“不僅要軍事進城，還要政治進城”，就成中央軍委和三野關注焦點。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指出，今后解決100多萬國民黨軍隊，“無非天津、北平、綏遠三種方式”，但他同時指出，“按照北平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是增加了”。這是“于我軍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傷亡和破壞”。1949年4月，粟裕曾對三野兵團和軍以上干部申明：“對上海采取完整接收，寧可讓敵逃竄”。晚年他也曾對身邊工作人員這樣回憶，“如果把上海打爛了，對全國經濟建設的影響就太大了”。這才是上海之戰這篇大文章謀篇時，中央軍委和前線將領緊緊扣住的“題眼”。
諸般籌劃，“準備”二字反復提及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此時中央軍委在指示電中格外關心和平進入上海的可能性，電文中指出，“不得不進入上海”的條件，是國民黨軍撤逃得太快，上海陷入無政府狀態，而且，中央軍委提醒三野，“你們的準備主要應放在這點上”。如果國民黨軍既不撤逃又不做頑強抵抗，三野就應做足接收接管準備，必須把占領上海的時間拖長至“半個月或二十天或一個月”，“只要湯恩伯不走，就應如此”。同樣也不難理解，為什么直到發布作戰命令，三野提出的作戰主旨仍是“求得和平解決上海”；為什么在選擇攻取上海的路線時，明知在軍事上代價最大，中央軍委和三野卻把目光都投向遠離市區，但有國民黨重兵據守的吳淞和高橋，三野又為何在進入市區前，便嚴令不得使用重炮。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在同一時段的電文中，對于解放各大城市時出現的正反事例，中央軍委的指示電為何在字里行間是這么動感情：1948年12月，中央軍委致電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表揚陳云關于接收沈陽經驗簡報“甚好”；1949年12月21日，中央軍委又通令全軍表揚東北野戰軍第一四三師在攻占北平石景山工礦區時紀律良好；渡江勝利之后，中央軍委嚴厲批評三野第三十五軍擅入司徒雷登住宅：“必須立刻引起注意，否則可能會出大亂子”，而對于三野擬定的《入城守則》，毛澤東則罕見地批了四個“很好”。同時，就在電文往還之間，從解放區抽調的各路南下大隊，正在集訓待命，上海內外的接管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展開……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準備”二字，在當時的電文中被反復提及，在進攻上海之前，華東支前委員會調集了市民生活必需的1.44億斤糧食、700萬斤食油，還竭力搶通津浦、京滬鐵路，確保燃煤運輸。5月18日，三野向總前委請示總攻時間的電文中，詢問的卻是“不知接管準備與其他方面是否已準備完畢”。毛澤東也在同時詢問，進入上海準備已到何種程度？只有在得到了總前委的肯定答復后，中央軍委才復電同意進入上海市區……這一切，都因為上海此戰太特殊。
所有這些構想、安排、籌劃，都將在攻取上海這一戰中受到檢驗，而時間則正在不回頭地走向5月，走向上海之戰啟幕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