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新聲——江南新姿態
原題：“一唱三疊”中，展示江南新聲和新態——劉士林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演講
思想者小傳
劉士林，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首席專家，媒體與傳播學院教授。兼任國家“十三五”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文化和旅游部文化產業專家委員會委員、教育部《中國都市化進程年度報告》負責人、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國建設信息化》專家委員會委員、北京交通大學中國城市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傳媒大學雄安新區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華東師范大學崇明生態研究院學術委員等。
“上海文化”品牌有三個重要來源，即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其中，江南文化厚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沃土壤，并在上海城市發展變遷的歷史進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17年12月，上海市委書記李強明確提出，“豐富的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是上海的寶貴資源，要用好用足”，首次把江南文化提到城市戰略性資源的高度。
2018年1月，《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發布，強調加強總體城市設計，形成“擁江面海、枕湖依島、河網交織、水田共生”的自然山水格局，塑造國際化大都市和江南水鄉風貌特色。這進一步凸顯了江南文化在城市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2000年開始，我和團隊就開始研究江南，涉及江南文化、江南美學、江南城市和作為傳統江南地區當代形態的長三角城市群等。最早出的一本書叫《江南的兩張面孔》，主要講述江南的歷史和現在。這里，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江南的一唱三疊”，即江南的歷史、文化和城市。
這三者是很難截然分開的。歷史積淀在文化里，文化蔓延于歷史中，同時又交集、匯聚于城市，并通過這個“容器”的壓縮和聚變生發出種種“新聲”和“新態”。由此，深刻影響和有力推動著上海、江南乃至中華文明的現代化進程。
歷史：江南文明是長江文明的“親生子”
一般認為，歷史屬于時間范疇。但正如康德所說“沒有和空間相分離的時間”，江南歷史也是與江南空間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在這個意義上，要提的第一個問題是“什么是江南”。
歷史上有很多的“江南”，但只有其中“最成熟的形態”才完美體現了江南的本質。魏晉以來，由于北方人口、文化的大批南移，江南地區逐漸后來居上，但作為成熟形態的江南無疑是在明清兩代。
據此，我們把“八府一州”說作為江南的核心區，同時將“江南十府說”中的寧波和紹興以及在自然環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聯系上十分緊密的揚州、徽州等作為江南的外延。由此，就可以繪制一幅以文化為邊界、又較好照顧歷史的江南地圖。
在江南文明起源研究中，長期以來占主導地位的是“黃河中心論”。由此導致的后果是，中原文明成為認識和研究江南的基本語境和判斷標準。
事實上，“黃河中心論”的根本問題在于“忽視了中國最大的河流——長江”。綜合20世紀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的研究，早在新石器時代，作為江南文化母體且自成一體的長江文明就發育得相當成熟。由此出現了一個顛覆性的新發現，即江南文明是長江文明的“親生子”，而不是黃河文明的傳播產物。在解決這個原則性的問題后，以往很多解釋不通或者解釋歪了的東西，才有可能被糾正過來。
歷史上，集聚大量人口、財富和文化資本的城市，通常代表著一個時代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個方面的最高成就。從空間類型上看，歷史學家習慣于把中國古代城市分為政治型和工商型兩類。他們比較一致地認為，江南城市屬于后者，而北方城市多屬于前者。
江南工商型城市有一個突出特點，即不是政治、軍事而是經濟和文化成為影響城市發展的主要機制。這是一條始終貫穿江南城市發展的重要線索。
比如，南宋時期的臨安盡管是王朝的首都，始終面臨政治和軍事的壓力，但與唐代長安、洛陽及北宋汴梁不同，它開始掙脫“政治型城市”的約束，文化消費功能異常發達，有時甚至可以與政治、軍事功能平起平坐。這也是詩人林升說“西湖歌舞幾時休”的主要原因。
在明清時代，江南地區還出現了一個規模很大的城市網絡，有著明確的層級體系和經濟分工。這和幾百年后西方的“城市群”概念和形態已非常接近。當時的江南城市群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不僅是在經濟財力上支撐整個國家機器的運轉，而且在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審美趣味、風俗時尚等方面獲得了“文化領導權”。后者的影響，有時還甚于前者。
而從近代向現代演變過程中培育出來的上海，特別是在中西文明交流下孕育成形的海派文化，不僅是中國近現代都市文化的杰出代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20世紀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
今天，我們說得更多的是長三角城市群。長三角的范圍先后經歷了從14城市版到26城市版的變化，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江南地區的傳統版圖。
但需要看到的是，長三角城市群之所以有今天，是離不開明清時代的蘇州、杭州、南京、揚州和近現代的上海、無錫等城市幾百年的積累和奮斗。同時，“上海2035”規劃提出的上海大都市圈為標志，長三角的核心區事實上未超出“八府一州”的范圍。這可以稱之為“萬變不離其宗”，也是今天研究江南和江南文化的旨歸。
文化：審美自由精神成就“真正的江南”
僅就以往的江南研究來看，大體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偏重于文獻整理和研究。它們或是卷帙浩繁的集大成，或是各類專學的資料匯編，但大多局限在文字、版本校訂和資料收集上。這種“故紙上的江南”很少觸及江南文化的現代價值與美學意義，與人們的現實生活關系不大。
二是經濟史與社會史研究。它主要揭示的是江南文化的功利價值和實用意義，而諸如“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沾衣欲濕杏花雨”“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三生花草夢蘇州”這些江南意境和精神差不多“集體失蹤”了。
當然，沒有文獻學、經濟學、歷史學的研究，是不可能還原出江南的歷史真面目。但如果只有文獻學的江南、經濟學的江南和歷史學的江南，是不是能夠真正找回那個安頓生命和靈魂的家園呢？
為了把“被遮蔽的江南”找回來，我們嘗試提出和建立“江南詩性文化”的理論與方法。這和我個人過去的“中國詩性文化”和“中國詩性美學”研究有關，其間的歷史關系和邏輯關系既密切又復雜。
一方面，“中國詩性文化”主要是在與“西方理性文化”比較中提出的。從文化起源角度來看，人類文化的第一個形態是詩性智慧。在軸心時代（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詩性智慧“一分為三”，出現了以理性文化為核心的希臘文明、以佛教文化為核心的古印度文明和以詩性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古代文明。從歷史流變的角度來看，中國古典詩歌既是人類詩性智慧的物化形態，也是中國詩性文化的歷史載體。以情見長的唐詩和以理勝出的宋詞，本質上是一種“詩化的感性”和一種“詩化的理性”。有了這兩樣東西，中華民族既不會走向高度抽象的邏輯系統，也不會走向非理性的欲望狂歡。
詩性文化最深刻的精髓在于，在肯定個體感性欲望的同時，又能較好地控制個體和群體的沖突程度；在征服改造自然世界的同時，又能有效避免天人關系走向分裂與對立。由此，中國詩性文化為江南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個基礎性語境和方法。比如，以往人們在講到明清江南的感性解放思潮時，總喜歡套用西方的自然人性論、現代生命哲學、存在主義等。其實，從中國詩性文化理論出發就可以知道，江南人的情是一種“詩化的感性”。這與西方人講的“原欲”“本能”并不是一回事。
另一方面，“中國詩性美學”主要是在與“審美積淀說”比較中提出的。積淀說的基本意思是，藝術和審美活動最初都是實用的，有著明確的功利目的。只是隨著歷史和社會的變遷，原有的政治、倫理、宗教等現實功利逐漸失去，然后才成為無利害關系的“自由”和“愉快”。不能說積淀說“錯”了，但它只能解釋人類審美實踐中的部分經驗。
從世界范圍來看，早在3萬年甚至更早以前，人類就開始有了審美體驗和藝術創作，根本不需要等到政治、宗教等比較成熟的文明時代。這意味著，審美能力是人的天性，而不一定是后天經驗的產物。
就中國而言，這涉及歷史上一直存在的“南北文化之辯”。由于自然地理條件和生產生活方式的不同，長期居于主流地位的中原文化在深層結構上主要呈現為一種“政治—倫理文化”，進而形成了實用性很強的“倫理美學”。而長期處在政治邊緣的江南地區，從一開始就表現為一種“經濟—審美文化”，并在這種相對獨立的環境中孕育了相對純粹的“詩性美學”。其中，真正使江南成為江南的，不是財富，也不是禮教，而是那種代表生命最高理想的審美自由精神。這種超越是古代江南對中國文化最獨特的創造。
城市：在新時代重建“生動活潑的江南”
西方人講“一千個讀者眼里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未免有些夸張。但如果說至少有三種江南文化，應該是可以成立的：一是“江南物質文化”，如“魚米之鄉”“蘇湖熟，天下足”等，奠定了江南的經濟基礎； 二是“江南社會文化”，如“晴耕雨讀”的鄉村、“西湖歌舞”的城市以及工于算計、遵守規則的眾生相等，構成了江南的社會環境；三是“江南人文文化”，這是詩人、作家和藝術家的江南，也是世人向往和追求的精神家園。
但不知從何時起，這個典雅精致、情味雋永的精神家園，在經歷工業化、城市化和消費社會的幾度風雨之后，似乎變得越來越遙遠、陌生。當然，一種文化的滄桑巨變，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技術、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等各方面。今天的江南之所以變得越來越不像江南，有一點可以確定，不是今天的江南地區不富裕，也不是因為文教事業出了問題，關鍵的因素在于失去了“江南詩性文化”的靈魂。
如何找回這個靈魂呢？沒有什么方便法門，只有“先知后行”，即先在頭腦中弄清“什么是江南”或者說“什么是江南的美”，然后在現實中予以重建或復興。如果認可這種典雅、精致的古典文明生活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鄉愁之一，并且認識到它的傳承、重建與新時代人民幸福生活的追求高度一致，那準確、深入地研究和闡釋江南文化就不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擁有了厚重、深長甚至有些緊迫的時代意味。
進一步來看，新時代人們一切的努力和奮斗，最終都可以落腳在“過上更美好生活”。而在中國文化譜系中最具詩意和詩性的江南，自然可以成為一個重要的生態和人文資源。不過，在當下江南文化的研究和重建中，有一種很不好的思潮和做法。那就是，有些人希望通過遠離城市或者在與城市化“對著干”中去守護和弘揚所謂的“傳統”。
這里面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是不了解今天的城市化是全球性的現代化進程。所謂“遺世而獨立”，不僅無異于癡人說夢，而且只會把生動活潑的江南變成博物館里的“標本”。二是不了解江南詩性文化和江南城市的內在關系，從而也就容易忽略今天長三角城市群對江南詩性文化特有的、深層次的需要。
從形態上看，在作為江南成熟形態的明清時代，當時的城市發展到了令人吃驚的成熟程度。據城市史家的統計，在明代全國50個重要的工商城市中，位于江南就有應天（南京）、鎮江、蘇州、松江（上海）、常州、揚州、儀征、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等。從世界范圍來看，18世紀共有10個人口超過50萬的大城市。其中，中國占有6個，分別是北京、南京、蘇州、揚州、杭州和廣州，江南地區占據4席。還有研究提出，到了清朝中葉，蘇州已發展成一個以府城為中心、以郊區市鎮為衛星城的特大城市。
歷史上，江南地區星羅棋布的大中小城市，為這個地區城市化的升級奠定了雄厚基礎。由此，借助于環太湖領域獨特的自然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以及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具有內在一致性的區域經濟社會文化模式，明清時代的江南城市不是一個個孤零零的城市，而最終形成了江南城市群。今天的長三角城市群，最早可以追溯到此。
從功能上看，江南城市群可以說很接近理想的城市群。知名城市理論家芒福德認為，希臘城市比羅馬城市、比今天的西方大都市都更好地實現了城市本質，原因不是在于經濟發達和交通便捷，而是因為它提供了體現“生活價值和意義”的城市文化。文化的核心作用在于提供一種良好的價值紐帶，使原本在經濟利益上有一定沖突的城市結成命運共同體。明清時代的江南城市群，天然地形成了中心城市“支配”功能與“服務”職責的和諧。這非常有利于江南城市群的功能互補與共存共榮，對于今天建設長三角城市群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事實上，比較長三角城市群和西方幾大城市群可以發現，最大的差異不是經濟體量和人口規模，甚至也不是高科技，而主要是城市文化和現代服務功能。新時代，推進長三角城市群走向高質量發展，需要研究和建構兩個參照系：一個是加以規范的西方理論和模式，另一個則是一度被忽視的江南文化和江南城市群。以后者為根基和資源，在已有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中增加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的文化戰略定位，既是江南文化在新時代的新使命，也是上海改革開放再出發應有的戰略考量。
2018年07月03日 稿件來源：解放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