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2014年底，上海佛教已開放寺廟所119所，教職人員1182人。佛教信徒約45.33萬人，到佛教場所參加各類宗教活動者約551.2萬人次。
佛教在上海的傳播可追溯到三國吳赤烏年間（238～251年），相傳龍華寺和靜安寺均在這一時期創建。隨著上海地區經濟發展，人口增加，和歷代統治者對佛教的扶持，上海佛教不斷發展。但總的來說，上海佛教在中國古代佛教發展史上不占重要地位。
清末上海逐步成為中國經濟、文化的重鎮，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因而上海佛教出現了帶有明顯時代特點的新景象。當時全國著名高僧大多卓錫上海，或經常蒞滬講經說法，著書立說，創辦佛教院校，采用近代教育方式培育僧才，不少寺廟由剃度世襲制改為十方叢林制或恢復十方叢林制。同時，一大批知識淵博、信仰虔誠的佛教居士在上海創立佛教團體，創辦佛教出版機構，出版佛教書刊，利用電臺傳播佛教，灌制佛教唱片，設立佛學圖書館等，佛教居士逐步成為弘揚佛法的重要力量。上海佛教還通過舉辦社會慈善事業，擴大佛教在社會上的影響和地位。經上海佛教界的種種努力，不僅促使上海佛教的高度發展，同時推動了全國其他地區佛教的發展。
上海地區的佛教宗派，有法相宗、天臺宗、華嚴宗、凈土宗、禪宗、律宗等，密宗的傳播則是在20世紀30年代。然而，近現代上海地區的佛教傳播卻不拘泥于一宗一派，而是融通各宗，"教在華嚴，行在禪宗"，"臺賢并弘，禪凈雙修"，"教演天臺，行歸凈土"等多為滬上著名高僧所主張并身體力行，一些知名居士更是各宗兼弘。
上海佛教界有著光榮的愛國傳統。八年抗戰期間，上海佛教界人士組織救護隊、掩埋隊、擔架隊出入槍林彈雨的戰場，救護抗日戰士，掩埋遇難同胞尸體，同時設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救災濟貧。圓瑛法師攜徒明旸兩下南洋募款資助抗日救國，被日本憲兵逮捕后在嚴刑逼供之下，仍然威武不屈，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氣節，表現了一代高僧大德的高尚人格。
解放后，上海佛教法師與居士通過時事政策的學習、民主改革及各項社會運動，不斷提高思想認識，從佛教義理中吸取有益于當代社會的積極因素，愛國愛教，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貢獻力量。2014年全年捐贈慈善公益事業6227.1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