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年近九旬的施蟄存先生，被提名第二屆上海文學藝術杰出貢獻獎。得此消息，他多次致信所在的華東師范大學領導，請他們轉告評委會，把這項榮譽頒給年輕些的學者更好。
當然，這是無法推卻的。頒獎后，傳記作家李輝寫信給他，說這個獎彰顯了他身處逆境時的創造成果，體現了智慧的價值，展露了一個真正文人的存在價值。施蟄存復信表示，“此言深得吾心”。
十年后，即將百歲的施蟄存告別了這個世界。身后留下的，是同事背地里慣稱的“施才子”，是老友口中的“悠游自在的大少爺”，是大眾心目中學貫中西的“大教授”。
這是一位執拗的智者。上世紀30年代，不到30歲的施蟄存已是新感覺派作家中的翹楚，主編的《現代》雜志也是風生水起，突然因為向青年推薦讀《莊子》和《文選》，得了“洋場惡少”之名，再加上時局的變化，年紀輕輕便全面轉向課堂。用他后來的話說，“我的創作生命早已在1936年結束了。”不過，如果只是隱于書齋，便不是施蟄存了。他的生活坎坷不斷，但他的趣味更層出不窮。不做出版，便去教書；不做翻譯，就去研讀古文；不寫文章，就去抄碑帖。就如他晚年所言，他的性格如棉花般倔強，受到外力擠壓時，就收縮起來，一旦壓力消減，便重新舒展。
施蟄存曾戲言，他一輩子開了四扇窗，分別是“東窗”研古文、“南窗”寫小說、“西窗”做翻譯和“北窗”收碑帖。后人算了算，發現他至少遺漏了兩扇窗：編輯和教書。他30歲患黃疸、40歲得傷寒、50歲生痢疾、80歲發現直腸癌，最終執拗地活到將近百歲，也活出了他早就主張的文學家的方向——通才。
晚年的施蟄存，最愛回憶的除了童年生活的上海松江，更有抗戰時遠走云南的山水故人。1938年，他在昆明翠湖邊，曾吟得一首詩，冥冥中仿佛成了他漫長人生的讖語：“斜陽高柳靜生煙，魚躍鴉翻各一天。萬水千山來小坐，此身何處不是緣。”
95歲時，有人問他人生的意義。施蟄存微微一笑，說：“談不上什么意義，不過是順天命、活下去，完成一個角色。”
在施蟄存先生遠行20周年之際，不妨回頭看看，他完成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角色。
晚年施蟄存 沈建中攝
大師檔案
施蟄存：1905年生，浙江杭州人，學名德普、名舍、字蟄存、號北山，筆名施青萍、安華等。8歲隨父母遷居上海松江，就讀之江大學、上海大學等。1928年開始辦書店、編書刊，主編《現代》雜志。1937年起，先后在廈門大學、暨南大學等執教。1952年后，長期擔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集文學家、翻譯家、教育家、學者于一身，1993年獲第二屆上海文學藝術杰出貢獻獎。2003年逝于上海。
訪談嘉賓
王興康：1956年生，編審，施蟄存的研究生，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長。
張文江：1956年生，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導，施蟄存的研究生，著有《錢鍾書傳》《管錐編讀解》、《古典學術講要》等。
沈建中：1960年生，長期在銀行工作，施蟄存晚年學術助手，編撰出版了《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北山樓金石遺跡》（三卷本）等。
施守珪：1960年生，施蟄存長孫，先后在上海書店、海南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
晚年施蟄存 沈建中攝
眼神：“不死就是勝利”
高淵：說到施蟄存先生，在很多人的腦海中是這樣一幅畫面：戴著助聽器，穿著一襲睡袍，坐在起居室、書房、臥室三合一的房間窗前，神態悠閑地注視著前方。你對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王興康：施先生晚年敞開家門，接待八方來客，不少訪客驚嘆，90多歲的老人還有這么炯炯的眼神。
他臨終前一天，我趕到醫院，當時他已經昏迷了一段時間。我進門沒一會他就醒了，睜開眼睛看著我，依然有神。他晚年耳朵不好，但眼睛始終是好的。他盯著我看，因為戴著呼吸面罩沒法說話，就不斷跟我點頭。我知道，這是他在與我告別，也在叮囑曾關照的家事。我馬上說，施先生，您放心，您交辦的事我會辦好的。
高淵：有神的目光背后，是依然清晰的大腦。
王興康：對，即便到了最后一刻，他的腦子也是清楚的。在他去世前一年，復旦大學一位教授來訪，施先生跟他探討一個金石方面的學術問題：漢代官僚過世后帶進墓里的大印，是真印還是仿制品？我記得他堅持己見，毫不讓步。
高淵：第一次見到施先生是什么時候？
王興康：那還是在大學本科時期。我是1978年考進華東師大中文系的，那時候學校的學術氛圍很濃，每逢大的節日，都會有名教授做講座。我聽過一次施先生講的漢樂府，沒有講稿，只帶了一張紙，上面可能寫了提綱，很多資料他都是信手拈來，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本科畢業時，我打算報考施先生的研究生，在同學的引薦下，去了一趟施先生的家。我問他應該怎么準備考試，他說考我的研究生不用準備，你準備了也沒用。
高淵：后來具體考了什么？
王興康：施先生出的專業考卷很有特色，一共50道簡答題，基本都是名詞解釋，錯一題扣2分。這確實沒法準備，他要考的就是基本功。
高淵：在不少人的記憶中，上世紀80年代初，施先生夫婦住在愚園路一個小樓的二樓亭子間，他坐在抽水馬桶蓋上會客。你去見他時，是這樣嗎？
王興康：我第一次去施先生家，他就是坐在抽水馬桶上跟我談話的。房子一共三層，以前都是他家承租的，后來房子逐漸被擠占，“文革”中他們夫婦先在三樓曬臺搭個小板屋生活，后來搬到了二樓亭子間。房間太小，里面的抽水馬桶只能當凳子坐。
等我們研究生入學半年后，我和文江一起去向施先生拜年時，二層朝南的房間已經還給他了，他再也不用坐在抽水馬桶上見客了。
高淵：到了1983年春天，施先生查出了直腸癌，對你們的學業影響大嗎？
王興康：應該說影響很大。施先生給我們上了半年的課，主要講的是《論語》，然后他就住院動手術了，術后還要休養。但也正因如此，施先生對我們的教誨不僅在學術上，更多還是在為人上。
有一次陪他去腫瘤醫院，他在車上說現在這個毛病怎么這么多，語氣很平靜。在醫院里，施先生問醫生，我這一刀下去可以活幾年，如果能活5年就動一刀，活不到就不動了。醫生說，這沒辦法跟你講的，施先生聽了哈哈一笑。
高淵：在你們眼中，他是一個豁達的人？
王興康：他熱愛生活，更看淡了生死。他往來的信件很多，生病后，他讓我代擬一封信，大意是我是施蟄存的學生，最近老師生病了，他身體好了會再和你聯系。我起草了初稿，他改好后讓我抄了十幾封，沒有一點驚慌失措。
住進醫院后，有一位病友是翻譯家周煦良教授，他有許多原版的英文雜志。施先生去看望他時，看到這些雜志如獲至寶，連忙搬了不少到自己病房，大大地飽了眼福。
沈建中：施先生曾跟我說起，有一次住進華東醫院體檢，當時醫院正大興土木，一名小護士推著輪椅送他到另一幢樓做檢查，不小心摔了一跤，整個輪椅翻身，把他摔得滿臉是血。小護士見狀大哭，施先生慢慢爬起來，用手抹抹臉，先去安慰她。
他95歲時，一天半夜不慎跌破了頭，流了不少血。家人讓他住院檢查，先生卻不愿意，等我上門時，還叫我為他拍照留念。
張文江：施先生的老朋友傅雷，在“文革”中含冤自盡。他甚為惋惜，說老傅怎么就想不開呢？施先生住在愚園路，傅雷住在江蘇路，兩家轉個彎就到。在上世紀50年代，師母和傅雷夫人都被居委會動員去辦托兒所，每天在一起。施先生有句話，常常被人引用：“不死就是勝利。”即使處在非常艱難的環境下，他依然沒放棄對未來的信心。
我們作為施先生的學生，感受他以豁達的態度對待人生。如果要加上修飾語，是骨子里的豁達；再進一步可以說是通透，如果還要加上修飾語，那就是極度通透。
愚園路上“北山樓”一角 沈建中 攝
南窗：“讓我的那些新感覺小說安息吧”
高淵：對于施先生的文學和學術生涯，他自己曾用開了四扇窗來概括。但外界流傳的“四窗”之說，有兩個版本。一種是“東窗”指新文學創作，“南窗”指古典文學研究，“西窗”指外國文學翻譯，“北窗”指金石碑版考釋，另一種則把“東窗”和“南窗”易位。對此，你怎么看？
張文江：我理解先生的原意，“東窗”和“西窗”是中國包括東方和西洋的對比，“南窗”為創作性的發散，也暗指南方人；“北窗”為金石研究，也象征冷門。所以，“東窗”應該是古典文學研究，“南窗”則是文學創作。
前一種說法雖有誤讀，但似乎也不必糾正。當年《北山談藝錄》印行時，最初樣書的封面上，將先生名字中的“蟄”誤印為“蜇”，出版者大驚道歉，立即重印封面。先生卻不以為意，覺得太浪費了。名字寫錯都無妨，“四窗”本來就帶有戲言的成分，誤傳又有什么要緊？我想以施先生的豁達，或當一笑置之。
高淵：如果根據時間順序排列，應該“南窗”開得最早，東西兩窗次之，“北窗”開得最晚？
張文江：施先生曾說，他一般在10年左右的時間里，集中精力從事一方面的工作，20年代基本在學校求學，30年代主要是新文學創作和做編輯，40年代從事古典文學的研究和教學，50年代大部分時間在翻譯外國作品，60年代的興趣轉向治金石、藏碑拓，70年代在研究詩詞之學，80年代主要是編書、寫雜文，90年代做總結工作。
在施先生晚年，除了不再寫小說和翻譯，其他的窗都開著。
高淵：上世紀80年代，又有出版社編了一本《新感覺派小說選》，施先生的《梅雨之夕》《將軍底頭》《石秀》等8篇小說入選，將他的“南窗”又翻了出來。對此，施先生高興嗎？
張文江：施先生的這些作品，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繞不過去的一環，被重新翻出來后引起不小的關注。施先生當時可能自己也沒想到，他說自己是出土文物，這些作品早就是過眼煙云了。
施先生無論創作還是治學，從來都是興之所至，想寫小說就寫小說，想做翻譯就做翻譯。過了一段時間，不感興趣就不做了。
高淵：后人稱施先生是中國現代小說的先驅者、新感覺派大師，還把他和劉吶鷗、穆時英并稱中國的“新感覺派三杰”，施先生接受這種說法嗎？
沈建中：在施先生晚年，我曾跟他有過一些對話，請他聊聊往事。他說，讓我的那些新感覺小說安息吧！他甚至對“新感覺派”這個名詞都不以為然，這是從日本傳來的，他認為日本人的翻譯不準確，所謂“感覺”應該是“意識”才對。
他跟劉吶鷗、穆時英等人的小說，反映的是1928年到1937年的上海社會，后來抗戰爆發了，整個上海社會改變了，這種小說就創作不出來了。劉、穆后來投靠了汪偽政權和國民黨，先后在上海被暗殺，施先生不齒其人品，但很惋惜兩人的文學才華。
1923年，施蟄存在上海大學求學
西窗：“作家如果不懂外國文學就太糟糕了”
高淵：從時間上看，“南窗”之后，施先生開啟的是“東窗”古典文學研究，但他“東窗”的輝煌期在晚年。從內容分類上看，他的“西窗”外國文學翻譯，跟“南窗”更貼近些。“西窗”的風景如何？
沈建中：風景非常美麗。施先生說過，他的四窗中，就數“西窗”的產量最多。他的翻譯字數難以統計，他在世時出版了30多部譯著，還有許多譯成而未能出版的。特別是1950年到1958年，是他傾全力譯述外國文學的豐收季節，大約譯了20多本東歐及蘇聯文學。
施先生的“西窗”主要是英文的文學世界，法文也占一部分。他年輕時學習法文，是為了欣賞法國文學，但他學英文，卻并非欣賞英國文學，而是以英文為橋梁，用英譯本來欣賞東歐文學。他翻譯過波蘭顯克維奇、萊蒙特，匈牙利的莫里茲、莫爾那，保加利亞的彼林、卡拉利切夫等人的小說。對這些東歐作家，施先生十分欽佩。
高淵：施先生怎么看待創作與翻譯之間的關系？
沈建中：他早年寫小說時，就對西方文學思潮很關注。他說，從事文學創作的人必須懂外文，能讀外文原著，最好還能用外文寫作，作家如果不懂外國文學就太糟糕了，缺少了一把知識的鑰匙，但一味模仿也不對。施先生晚年曾感慨，現在的作家有多少能直接讀外文原著？
高淵：施先生不僅翻譯外國小說、戲劇，還翻譯了大量外國詩，他的詩歌翻譯是從哪里起步的？
沈建中：在他看來，歐洲中世紀的傳奇詩，19世紀的浪漫派、象征派，到20世紀的立體派、超現實派，無一不發祥于法國，所以法國詩是應當首先注意的。他從1928年開始讀法國的原文詩，和他的朋友戴望舒一樣熱愛波特萊爾、魏爾倫等象征派詩人。但他覺得自己法文水平不夠，一開始不敢譯法國詩。
上世紀60年代，他在華東師大中文系資料室工作，利用晚上時間陸續譯了近百首法國象征派詩，但譯稿在“文革”中被沒收。1981年，出版社約他出一本譯詩集，施先生先想好了書名——《域外詩抄》，然后開始搜索殘余譯稿。先后找到了他翻譯的英、美、古希臘、波蘭、西班牙、比利時等國的詩，卻沒找到法國詩譯文。這是他最費推敲的譯稿，如果全部遺失，會讓他非常痛心。
1986年初春，中文系黨總支書記楊達平探訪施先生，得知此事后答應盡力尋找。過了一兩個月，他分兩批將文稿送還了施先生，其中包括法國詩的全部譯稿。一問才知，他是從華東師大文史樓的廁所旁的雜物間里找到的。對此，施先生不勝感激。
增加了84首法國詩，后來又補進18首丹麥詩，1987年出版的這本《域外詩抄》，被施先生視為他詩歌翻譯的里程碑。而他的譯詩工作，也就此結束了。
高淵：詩歌翻譯向來被認為是最難的，對此他有什么心得？
沈建中：施先生翻譯英、美、法、比四國的詩，都是從原文譯的。而他譯的古希臘、波蘭、西班牙、丹麥等國的詩，必須從英譯本轉譯，他說只能對英譯本負責了。
他認為一首詩的美，存在于四個方面：音節、韻法、辭藻、詩意，前三項很難翻譯，關鍵是要最忠實地譯出其詩意。他對自己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做到傳達原意，讓不懂外文的讀者，可以借此了解一點外國詩人的思想、感情的表現方法，也就可以滿足了。
1936年，施蟄存在杭州行素女中執教
東窗：“王昌齡不是一個‘不牽于宦情’的人”
高淵：施先生從1937年開始擔任大學教職，他的“東窗”就此打開直至期頤之年，這是他打開最久的一扇窗，是不是也是他最滿意的？
沈建中：施先生說過，他長期在大學教授古典文學，“東窗”是他的職責，所耗精力最多，相對而言也是比較滿意的。
十六七歲時，施先生就愛好詩詞，經常吟誦，有時也學作幾首絕句或小令。不過在他早年的觀念里，詩詞不是一門學問，不值得花很多功夫去研究。上世紀60年代，他忽然對詞有了新的愛好，分類編了詞籍的目錄，給許多詞集做了校勘，慢慢感覺到在詞的園地里，也還有不少值得研究的問題，于是才開始以鉆研學術的方法和感情去讀詞集。
他說在詞學方面的研究，最令自己滿意的，是做了一些有意義的輯錄及研究工作，可以說是入門了。
高淵：施先生曾主編《詞學》叢刊20年，他的詞學研究有什么與眾不同的地方？
沈建中：他走出了一條新路。詞始于唐朝，盛行于宋朝，唐五代的曲子詞，是俗文學。文人要言志載道，就去做詩文。詞的地位，在民間是高雅的歌曲，從蘇東坡開始，詞成為詩的新興形式，因而出現了“詩余”這個名詞。
他跟周楞伽先生有過一次學術爭論。周楞伽認為，婉約與豪放既是作品的風格表現，也是流派傾向。施先生認為，婉約與豪放是風格，在宋詞中未成“派”。他不反對詞有婉約、豪放兩種風格或文體，但二者不是對立的，還有不少既不豪放也不婉約的作品。這場有關詞的“派”與“體”之爭，是詞學研究中很有意義的學術探討。
高淵：但在他的“東窗”研究成果中，最廣為人知的卻是《唐詩百話》一書？
王興康：那是1977年冬天，上海古籍出版社陳邦炎先生向施先生約稿，具體內容是施先生定的，他打算用一年時間完成，這本書就被列為古籍社1979年的出版選題，書名定為《唐詩串講》。
施先生在1978年初動筆，第一篇寫的是《王績：野望》，接下來一個月里寫了8篇。他要調動豐厚的文史積累，融入了對詩歌的深刻體悟，既要講詩所反映的時代、政治背景和社會風俗，也要講關于詩的文學史、文學基礎知識，還要辨證前人之說，做校勘、考證，進度就沒有一開始那么快。后來幾年他事情很多，還生病住院，1984年10月病愈后重起爐灶，改用漫話的形式談唐詩，直到1985年完成100篇，改書名為《唐詩百話》。
高淵：書稿完成之時，正好你研究生畢業，分配到上海古籍社工作？
王興康：我到古籍社工作后，剛開始接了幾本書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配合副總編黃屏擔任《唐詩百話》的責任編輯。書出版后一下子賣掉6萬冊，真是好評如潮，至今30多年依然常銷。這本施先生80多歲完成的書，成了他的“東窗”代表作。
記得書剛出版，施先生跟我說，書出來了，我們要簽個合同。我說是的，他又說，我不要稿費，要簽版稅合同。我說這怕不行，版稅還沒恢復，現在只有稿費這一種付酬辦法。施先生知道6萬本書的版稅和稿費是差別很大的，后來是以當時最高的千字20元結算的。可以看出，施先生不是那種迂腐的人，他是內行，該算錢的時候會算錢。
高淵：作為施先生的弟子和這本書責任編輯，你覺得《唐詩百話》好在哪里？
王興康：胡喬木同志讀了大為贊賞，借經過上海的機會，在1989年11月登門拜訪。他們很早就認識，那天不僅聊了這本書，還說了一些三四十年代的文壇往事。后來，美國耶魯大學還把這本書譯成英文，作為教材使用。
我是這本書的責編，當然仔細看過全文，但當時年輕，領會不深。前幾年即將退休時，我拿出來再讀，這次感覺完全不一樣了。比如，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中“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前人大多解釋為他不愿做官，沈德潛在《唐詩別裁》中批注：“言己之不牽于宦情也。”施先生認為都錯了，“冰壺”當時是做官廉潔的象征，而且王昌齡不是一個“不牽于宦情”的人。
我覺得施先生是真正懂詩，而且他自己寫古體詩、現代詩，還翻譯外國詩，分析起來別具慧眼。
抗戰期間，施蟄存遠赴云南大學任教
北窗：“北山樓變成了小作坊”
高淵：施先生的“北窗”是研究金石碑版，是個冷門學問，他為什么要開這扇窗？
張文江：這是他的一扇充滿興趣之窗。而且上世紀50 年代末到70年代末，他干不了別的事，只能做“北窗”之學的收集整理，這最終成了他學問的歸宿。
先生晚年在“北窗”花的功夫最多，但最少受人重視，因為這實在是冷門。他的東、西、南窗都是20世紀的新學問，即使古典文學研究，其實也是新出現的。而“北窗”在中國是真正有長久傳統的，是一門老學問。
高淵：在施先生“北窗”之學的整理中，你是他的重要助手，是什么機緣讓你被先生委以重任？
沈建中：先生跟我說過，從1957年開始，他對碑版文物產生了興趣，賣掉很多線裝書，改收碑版拓本，還寫了不少關于金石碑刻的文字。1980年后，刊印了幾本單行本，但還有不少沒有發表過，他收集的許多金石銘文拓片，更是不為外人所知。
1989年的秋冬之際，我去施先生家請安，師母關切地問我怎么好久沒來，馬上叫阿姨去買小籠包。施先生很高興地告訴我，他的《北山集古錄》已開印，他收拓片這么多年，大病初愈后無法出門，現在可以做結束工作了。他又說：“你對碑拓有興趣，我想叫你幫我整理拓片。”我還沒反應過來，先生忽然顯出少見的嚴肅神情說：“我考慮過了，這并不會妨礙你自己的業余愛好，每個星期只要來半天。”
高淵：當時你是什么反應？
沈建中：我簡直是惶悚之至。以前買過幾次拓片，也聽施先生講過金石碑刻的滄桑故事，但我對此真是半懂不懂。見我猶豫，先生說這又不難的，學呀，凡事都是從不懂到懂，先試三個月，隨后笑道：“這是叫你做苦工呵，很勞累的。”
就這樣，我戰戰兢兢地接受了，先生跟我約定每周一下午去他家，還關照了整理步驟方法。回家路上我騎著腳踏車，想到這下當上了大學者的學徒，可以得到他手把手的教誨，心中又是興奮又是忐忑。
高淵：你在三個月“試用期”里表現如何？
沈建中：先生所藏的拓本數量極大，以造像類為大宗，其中僅龍門山魏齊造像記拓本就有600多張。先生要求分為三種名目：造像碑、造像記、造像。當年我首先整理造像類，按他的要求，凡碑石式造像，或有陰側全拓，歸于“造像碑”；凡僅拓記文，歸于“造像記”；凡佛像、佛龕和記文全形拓，則歸于“造像”。先生的這種分類法，較之以前收藏家通稱“造像”，要準確得多，一看名目就知道實物形狀和拓本體例。
因為飯桌上攤不開，先生讓我把拓本擺在床上，教我瀏覽大體、細加閱讀、辨別判斷、分類編目等步驟。有一次整理一包都是小紙的龍門造像題記，有一句“天大大好也”，我樂不可支，先生見狀也笑著說，這類小紙都是小型佛龕銘記，從來不知其確數，記錄老百姓的愿望、祈福和報恩，極有意思。
到“試用期”結束，我問先生自己夠不夠格，他笑著說早忘了此事。
高淵：整理拓片不僅需要文史知識，也是一門手藝活吧？
沈建中：很多拓片有殘蠹損壞，先生教我用平時積存的零散陳紙，選色澤接近的，把墨紙破損殘處粘貼修補。使用的糨糊是先生自制的，取一點明礬或樟腦丸用溫水溶化，和著面粉攪拌成糊狀，再沖入沸水，調到稀稠適當。我每次去，先生已請阿姨拌好一小碗糨糊，還備一把楠竹平頭小鑷子，專門拉平細微折皺。
有一次，先生說從前藏家都有專用拓片袋，近年寫些小文章，得了稿費，有余錢買牛皮紙，讓我有空去紙行看看。沒過幾天，我在南京西路上一家紙行買了5張雙面牛皮紙。想不到先生說，這紙太好了，拓片太多，價錢吃不消的。我說我每次來師母都讓阿姨去買點心，這些錢可以買三五張大紙呢。先生卻鄭重地說：“迭個兩樁事體，弗搭嘎哦。”
施先生的書齋名為“北山樓”，我常想起當年他自制拓片袋的專注神情，他教我修補書籍，還教過裝訂四孔和六孔線裝書稿的手藝，包括定位尺寸、錐子鉆孔、穿線順序和線頭打結等。先生曾開玩笑說，“北山樓”變成了小作坊。我高興地說，我也成了跟師父學習的小徒弟。我曾聽人說，“我們常說的一流學者，應該還是俗話所說‘干活的人’”，不禁感慨系之。
高淵：這項既古雅又繁瑣的工作，做到哪一年告一段落？
沈建中：一直做到2001年的初春，照例是禮拜一，臨近傍晚，我起身向先生師母告辭。師母說，還早呢，天也沒暗，再坐一會。我說，春天了天暗得晚，已經5點了。師母像往常一樣送我到門口，仍舊往我口袋里塞了零食。那天是3月26日，是我在“北山樓”當學徒的最后一課。
幾天后師母突然走了，享年98歲。4月7日和16日那兩天，我都一大早趕往“北山樓”陪護先生，他講了些給學徒結業似的話，至今仍清晰記得先生對我的再三叮嚀。那時，距離當年領受任務，已過去12年了。
1982年，施蟄存（中）與友人在登封訪碑 楊華松 攝
“惡少”：“十年一覺文壇夢，贏得洋場惡少名”
高淵：現在世人說起施先生，總覺得他身上有兩個標簽，一是他所開的四扇窗，二是他曾被魯迅先生斥為“洋場惡少”。這個“惡少”標簽是怎么來的？
王興康：這是一場被后人夸大的爭論，在當時的海上文壇，其實就是一件小事。1933年9月，上海《大晚報》請文化界人士給青年推薦書目，施先生推薦了《莊子》和《昭明文選》。魯迅先生看到后，用“豐之余”的筆名發文，認為不應鼓勵年輕人鉆故紙堆，“簡直就如光緒初年的雅人一般，所不同者，缺少辮子和有時穿穿洋服而已。”
施先生很快在《申報》“自由談”上做了解釋，說之所以要推薦讀《莊子》和《文選》，是因為有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匯太少……我以為從這兩部書中可以參悟一點做文章的方法，同時也可以擴大一點字匯。”
當時的報界聞到了“打筆架”的味道，有點推波助瀾。魯迅先生再次回應，從嘲諷施先生是“糊涂蟲”、“遺少的一肢一節”，直至說“到底是現出本相，明明白白的變了‘洋場惡少’了。”
高淵：其實經過幾個回合，爭論就停歇了，魯迅先生給人寫信說，“我和施蟄存的筆墨官司，真是無聊得很。”施先生后來作詩自嘲：“十年一覺文壇夢，贏得洋場惡少名。”沒想到的是，這頂“洋場惡少”的帽子，成為施先生后半生坎坷的一個重要因素。對這件事，施先生晚年說得多嗎？
王興康：施先生是豁達大度的，他在我們學生面前，從來沒有說起這場爭論，甚至從沒說起過魯迅先生。當然，施先生也是一個極有性格的人，他之所以不發表評價，有他的謹慎，也有他的風度和風骨。
張文江：對于施先生和魯迅先生的關系，我們要做全面檢視。當年，施先生主編《現代》雜志時，發表過不少魯迅先生的文章，尤其是名篇《為了忘卻的記念》，是在其他雜志多次退稿的情況下，施先生冒著風險刊發的，在當時這是何等的勇氣！
高淵：關于《為了忘卻的記念》的發表經過，施先生有沒有談到過？
沈建中：施先生說，他主編的《現代》雜志多次刊發魯迅先生的文章，有一天早晨，他在現代書局的辦公桌上，發現一個大信封，拆開才知是魯迅先生寫的《為了忘卻的記念》。編輯室的校對員說是門市部一個營業員送來的，再問那個營業員，說是剛才一個不認識的人送來的。
施先生后來才知道，稿件在另外兩家雜志社擱了好幾天，他們不敢用，才轉給了他。對于這篇文章能不能用，他也猶豫，就拿去給現代書局的老板張靜廬看，張也沉吟不決。他們經過仔細研究，覺得這篇文章沒有直接犯禁的語句，在租界里發頂不上什么大罪，但還是擔心國民黨當局會來找麻煩。考慮了好幾天，施先生實在舍不得這篇異乎尋常的杰作，決定冒險一用。
高淵：《為了忘卻的記念》發表在《現代》雜志第二卷第六期上，施先生不僅把文章放在第一篇，還運用了多元素的編輯語言？
沈建中：施先生為了這篇文章，向魯迅先生要來了柔石的照片和手跡，這是新文學史上重要的史料和文物。他還配上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畫《犧牲》，因為這幅作品是魯迅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的。他還覺得不夠，又加上一張魯迅的照片。當時時間倉促，這張照片是施先生從一張合照上剪裁下來的，原照是魯迅在宋慶齡家里和蕭伯納的合影，施先生配的說明是：最近之魯迅。
高淵：這篇文章發表在1933年4月，幾個月后的秋冬時節，施先生和魯迅先生發生了爭論。在當時的文壇上，即便平時關系不錯的人，發生一些類似的爭論并不在少數，所以后人不應過度解讀？
張文江：魯迅先生逝世后不久，在虹口公園舉行了一次悼念活動，施先生前往參加，向報界發表談話，表達崇敬之情。1956年秋，魯迅先生逝世20周年之際，上海各界將他的靈柩遷到虹口公園，施先生前去拜謁，還在報紙上發表了《吊魯迅先生詩并序》。
在序里，施先生寫道：“余早年與魯迅先生薄有齟齬，幾成胡越。蓋樂山樂水，識見偶殊；宏道宏文，志趨遂別。”可見施先生對當年爭論的認知。詩中更是贊揚魯迅先生：“高文為時作，片言立其要。摧枯放庸音，先路公所導。”
《現代》：“美國專號成了盛大的告別”
高淵：除了《為了忘卻的記念》，《現代》雜志還發表過很多作家的名篇，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文壇，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據說這本雜志是一炮而紅？
沈建中：30年代初，施先生跟幾個朋友在四川北路開了間“水沫書店”，辦得很熱鬧。1932年爆發了“一二八事變”，眾人散伙，施先生回到松江繼續當中學語文教師。
才過了兩個月，他受現代書局的邀請，創辦并主編《現代》雜志。由于時間緊張，先生請來他的兩位好友幫忙，戴望舒幫他選編新詩，并負責法國和南歐文學的編輯工作，杜衡幫他審閱雜志的評論，還擔任一部分小說的審稿事務，另外還得到了馮雪峰的幫助。
這年5月份創刊號發行，初版3000冊在5天內售完，又加印了2000冊，然后還在內地加印1000冊。
高淵：《現代》后來的影響越來越大，主要原因是什么？
沈建中：施先生說過，他首先在創刊號上發表“創刊宣言”，明確這是本普通的文學雜志，而不是同人雜志，他表達了“希望得到中國全體作家的協助，給全體的文學嗜好者一個適合的貢獻”。
他這么做不僅是想吸引更多的作者和讀者，而且說明這本刊物沒有政治傾向，撰稿者也沒有共同的政治立場。對于出版者現代書局來說，這樣一篇“創刊宣言”是必要的，可以盡量避免因刊物政治傾向鮮明，而遭到查禁。
同時，在編輯的內容與形式上，施先生也下了功夫。除了發表中國作家的稿件，還翻譯外國現代作家的作品，并開設“藝文情報”專欄，讓讀者及時了解各國文學的思潮和一些著名作家的近況。值得一提的是，他對外國文學作品及文藝理論，采取的是介紹而非宣揚的態度。
高淵：除了這些，施先生的營銷推廣手段有什么與眾不同之處？
沈建中：在刊物的形式上，他用過“特大號”、“增大號”、“狂大號”等專號，通過增加篇幅，充實和豐富內容，來刺激市場。先生說，以“特大”、“增大”、“狂大”的噱頭冠名，對銷售很有效果。他90多歲的時候，還清楚記得第二卷第一期“創作增大號”，那期的作者都是當時文壇上頗有影響的作家，作品質量相當整齊，在風格上各方面均有兼顧，出版加印兩次，共售出一萬冊。
后來，第五卷第六期出了“現代美國文學專號”，是當時最大的擴大號，有400多頁。這期專號，先生跟杜衡花了兩個多月精心編輯排校，設計了一張一折四頁的長目錄，并在前一期作了預告。內容主要是四篇對美國的小說、戲劇、詩歌、文藝批評的現狀評論，以及代表性作家專論和作品，還有一戰后美國文學雜志編目、現代美國作家小傳，更有36張美國作家照片等。他還寫了導言、編后記，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并附有讀者意見表，征詢讀者希望下次編哪一國文學的專號。
施先生說，其實那期美國專號是打個掩護，為接下來準備出“蘇聯文學專號”，先探探路。
高淵：計劃中的蘇聯專號為何沒有問世？
沈建中：施先生一開始是《現代》的唯一主編，后來現代書局老板要他跟杜衡合編，先生預感這會使雜志風格發生變化，但老板的提議他不便拒絕。他跟杜衡私下約定，堅持“創刊宣言”的原則，但后來兩人分歧越加明顯，逐步由杜衡主持編務，編到第六卷時書局資方分裂，先生便主動辭職了。抗戰開始后，杜衡投奔了國民黨，后來擔任《中央日報》主筆。先生對他非常失望，老朋友的交情也從此冷淡了。
先生當初的設想是，編好美國專號，接下來是蘇聯專號，然后編法、英、德、日等國的專號，沒想到美國專號成了他在《現代》一個盛大的告別專號。他晚年想起當時想做的而沒做成的事，真有點西楚霸王的感慨：“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高淵：《現代》只是施先生編輯生涯的一小段，便已如此風生水起。是否可以說，在他的“四窗”之外，編輯出版可以稱得上另一扇窗？
張文江：施先生的趣味和成就，不是東南西北四扇窗可以概括的。他擔任《現代》主編時才27歲，還編過《瓔珞》《文學工場》《無軌列車》《文藝風景》《文飯小品》，跟阿英合編《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等。1978年后，他主編《詞學》《外國獨幕劇選》《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三卷）》等。
他對編輯出版工作的熱愛，是一以貫之的。王興康、宮曉衛和我是他帶的第二屆研究生，他們畢業后分別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山東齊魯書社，而我去了上海社會科學院。最初施先生希望我也從事編輯工作，他的理由是，當編輯要改別人的文章，一搞出版就什么都會了，自己的語文也會變好。
《現代》雜志
《文藝風景》創刊號
教書：“總覺得自己還是做教書匠最合適”
高淵：在施先生晚年，不少人想為他寫傳，他總是勸他們不要寫。他說應該為偉人立傳，而他是普通人，一個編輯、教書匠。由此可見，他對自己的定位是編輯和教師，怎么看待他在教書育人上的成就？
張文江：從事教育和當編輯一樣，也可以看成施先生所開的一扇窗，這是當之無愧的。
教師是他一生的職業。1937年抗戰爆發，施先生一肩行李遠去昆明，因為朱自清向云南大學校長熊慶來推薦了他。他是抗戰后第一批到昆明的，后來西南聯大也在那里辦學，他結識了很多著名學者。
后來，他輾轉在廈門大學、江蘇學院任教。1947年回到上海，在暨南大學、光華大學、滬江大學、大同大學等執教。1952年后，一直在華東師范大學任教。
1941到1944年，施先生在廈門大學，當時廈大臨時遷到福建長汀，那里有座山叫北山，學校就在北山腳下。從那時起，他開始用“北山樓”作為書齋名，紀念這一段因緣。以后不管住在何處，書齋名從未更易。
高淵：施先生當了大半輩子教授，他自己怎么評價這份工作？
沈建中：先生跟我說過，他帶的三屆研究生，從專門研究唐代文學，到元明清文學，還有漢魏南北朝文學，有人說研究生論文可以編一部《中國古典文學史研究》。施先生是當笑話講的，但也說明他的教學工作情況。
施先生晚年寫過《最后一個好朋友——馮雪峰》，他們從上世紀20年代就開始交往。1949年后，馮雪峰主持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曾寫信邀先生赴京共事，卻被先生婉拒了。我曾半開玩笑地問他，當時去了北京說不定能做大官。先生連連搖頭說：“你想錯了，我怎么可能去做官，這輩子是不會的。幾十年來，我一直從事教學，總覺得自己還是做教書匠最合適，每星期上幾節課就沒事了，到了寒暑假就更舒服啦，無憂無慮，自由自在。”
高淵：曾有人提醒施先生，說他寫了許多雜文、隨感和小品文字，不妨叫作“氣窗”。對此，施先生認可嗎？
沈建中：先生不反對，他曾說人之有氣，是自然之事，人是感情動物，既有喜怒哀樂，也有生氣、賭氣、發脾氣的時候，當然還有打氣、鼓氣的愿望，或者泄氣、出氣等感情上的要求。
他又說，發而為文，最終還是希望善為疏導，讓社會生活一切矛盾解決得更合理些。這也是報刊設置雜文、隨想類專欄的本意，并非存心和誰過不去。
高淵：1949年前，他出版過《燈下集》和《待旦錄》兩本雜文集。上世紀50年代，他在報紙上寫專欄，發表了不少雜文。但這扇“氣窗”，也給他惹了禍？
沈建中：那是1957年，先生寫了一篇名為《才與德》的千字雜文，主要是批評任用干部任德不任才的現象，提出要不拘一格用人才。
稿子寄出幾天后，他突然感覺不對，趕緊打電話給報社，希望將此稿退還，編輯說來不及了，已經排好上了版面。沒過多久，上面叫他在右派通知書上簽字，問他有什么意見，他說沒有意見，一揮筆簽了字。這之后將近20年，他不再任課，在資料室工作。
高淵：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大地回春，施先生說他見獵心喜，忍不住又想動動筆桿子，再次把“氣窗”打開了。
張文江：他又開始寫散文、雜文，特別是住院開刀后，停止了一切社會活動，整天坐在家里執筆為文，有評論社會時尚的，有議論戲劇長短的，也有回憶文壇舊友的。他說，真是好了傷疤忘了疼，又管起“閑事”了。
有的雜文還引來一些爭議，比如《匹夫無責論》，他對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提出不同闡釋，認為匹夫既不能興國，也不能亡國，天下興亡對匹夫來說只是換一個奴隸主罷了。接著又寫了一篇《匹夫有責論》，大意是民族有消長，朝代有興亡，而中國始終存在，中國的匹夫們要對國家負責。
施蟄存手跡
海派：“宮曉衛在外地，也不能漏掉的”
高淵：施先生不僅開了寫小說、做翻譯、研古文、收碑帖這四扇窗，同時在編輯、教書、雜文等領域也建樹頗豐。他以人生百年，開窗多扇，用現在的話說，堪稱“斜杠老人”。作為后人，應該如何恰如其分地評價他的文壇地位？
張文江：2003年，施先生去世后，有研究者撰文說，他生在杭州，住過蘇州，成長于松江，成名于上海的都市。他上過四所大學，立意交友與追求學問；他精通英文和法文，譯作眾多，卻鐘情于中國古典文學；他以現代派的姿態揚名，又以傳授古代文化立身。他完整地見證并參與了20世紀中國文化的重建與發展，可以稱為海派文化的“標志性建筑”。
在我看來，這樣的評價實至名歸。如果從正面的意義看海派文化，比如兼容并蓄，吸收新事物，感受新潮流方面，施先生應該是20世紀中國海派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
高淵：施先生喝咖啡、抽雪茄、讀新潮書，能寫新舊各種文體，編百家爭鳴的刊物，也能翻譯西方文學，還能一頭鉆進金石碑帖。他身上百川匯海和不設限的特質，是否體現了海派文化的精髓？
王興康：施先生是很時尚的。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了上海書店影印的30年代《現代》雜志，很受震動。這份雜志距今已經90年了，但它的封面設計充滿現代派氣息，與雜志定位緊密貼合，即使現在看一點都不落伍，我覺得是上海灘最好的封面。
我們做雜志要成立一個編輯部，施先生當年的工作涵蓋了選稿、美編、廣告、營銷，這在現在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不僅封面，它的內容也緊跟歐美文學主流步伐，只要有新的東西出來，在《現代》上馬上就有反映。
我上研究生時，跟施先生學的偏向古籍，這些年對他另外幾扇窗了解得多了，很是感佩。人一輩子能開一扇窗就不容易了，他卻一下子開了這么多。海派文化是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的交融會通，既洋派又中國，既摩登又歷史。毫無疑問，施先生是海派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高淵：施先生開了這么多扇窗，他是以怎樣的精神治學的？
王興康：施先生是憑興趣做事，而且興趣層出不窮。他是個天才，做學問從來不會做得很苦很累。收入稍微好一點，他就吃得好一點，如果日子難了，就省一點。他名字里有一個“蟄”，實在什么都干不了的時候，他就關起門來抄抄碑。
但他又是入世的。比如他很好客，不管誰登門，他都真心接待，來信也必定回復。他年輕時，社會活動能力很強，有很多三教九流的朋友。《現代》雜志在他的主持下能辦得紅紅火火，跟他的包容性密不可分。晚年因為身體原因出不了門，他依然關心社會，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他一輩子都不落伍。
高淵：在生活上，據說施先生也很海派？
張文江：這是他的性情。有一次施先生在抽雪茄，我隨口說起從沒抽過雪茄，他就送一盒給我嘗嘗鮮，那是他托人從國外帶來的上好雪茄。還有一次，我跟興康、曉衛難得一起去看他，施先生很高興，叫家里人拿了200元，他走路不方便，請我們自己去吃大閘蟹，那時我們都工作好多年了，興康、曉衛還當了單位主要負責人。
王興康：這樣的事還有不少。我們三個人結婚，施先生都會送一件禮物，他還說過，宮曉衛在外地，也不能漏掉的。
《唐詩百話》出版后，他送了一件羊毛衫給我，我說我是責編又是您的學生，有事弟子服其勞是應該的，但他一定要我收下。后來另外一家出版社為他出了本書，施先生又買了一件羊毛衫，讓我給責編送去。對方堅決不肯收，我說施先生連我都送，對方才收下。
上世紀90年代初，我第一次因公去香港，行前問先生要帶什么禮物，他說買包雪茄吧。我在香港人生地不熟，沒找到好的雪茄，就買了包普通的。先生說蠻好，還跟我講古巴雪茄好在哪里，煙灰都是一圈一圈的。而他當年下鄉勞動時，抽的是“生產牌”劣質香煙。先生就是這樣，能屈能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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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行：“一個人為人處世，如能既不拍馬屁也不驕傲，就可以了”
高淵：施先生夫婦育有四個兒子？
施守珪：對，我父親是長子，叫施蓮，生于1930年，三個叔叔分別叫施蓬、施荙和施邁，他們名字都帶草字頭。我這一代的名字里都帶一個王字旁，也是祖父定的。
父親小的時候，跟著我祖父在長汀的廈門大學生活過，后來從軍，結婚后跟父母住在一起，我就出生在愚園路“北山樓”。我三歲多的時候，一次不慎從二樓陽臺摔了下來，還好一樓是郵局，地上堆放著報紙雜志，只是有點胃出血。
父親在2019年去世，是他們四兄弟中最后一個走的，他們都學的理工科，原因之一是我祖父認為學文科是非多，現在后代里還沒人繼承祖父的衣缽。
高淵：你祖父出生在一個怎樣的家庭？
施守珪：我家世代儒生，曾祖父是位老秀才，古典文學的學養很深，祖父從小就跟著學習，從《古文觀止》讀到《昭明文選》，深受熏陶。曾祖父的小楷寫得工整漂亮，是唐代寫經那一路的，祖父也跟著練字。
曾祖父早年以教書為生，后來擔任兩江優級師范學堂文牘，類似現在的大學校長秘書，還兼任掌書，相當于圖書館館長。辛亥革命后師范學堂改組，他就閑居在家讀書寫字。不久后，松江新辦的履和襪廠請他去當會計，沒多久升任廠長，從此走上經營工商的道路。曾祖父非常勤奮，每天在廠里從早忙到晚。他很愛國，講究修身立德，這些都深深影響了我祖父。
高淵：祖父離開的時候，你陪伴在身邊嗎？
施守珪：他去世前兩天，我正在南京開會。當時我在海南出版社工作，接到家里人的通知后，出版社專門派車把我送回上海。祖父一開始還清醒，他一直堅信自己的身體沒問題，不喜歡住醫院，也不喜歡在身上插管子。他走的時候，所有在上海的兒孫和曾孫，都陪伴在他身邊。
我跟祖父一起生活了30多年，感情很深。當年我每次出差前，都跟他說要去哪里，他去過很多地方，就會說那里什么東西好吃。我就給他帶點回來，他常感嘆不是以前的味道了，可見他是很懷舊的。
高淵：祖父母都活到將近百歲，他們有什么特別的養生之道嗎？
施守珪：祖父喜歡漢鏡背面常有的一句銘文：“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他說“仙人”是指住在山里的人，“玉泉”是山澗中的泉水，也可以說是現在的礦泉水，“棗”就是現在的紅棗。我的二叔在河北滄州工作，經常帶紅棗來，祖父晚年向別人推薦吃八粒紅棗加一個雞蛋。
其實這是我祖母所好，祖父更喜歡吃粽子，他一般每天吃兩頓，早餐在上午十點左右，吃一個煮得軟糯的肉粽，晚餐吃粥或面條。下午吃點心，通常是喝一杯奶粉加咖啡，幾塊餅干。他不喜歡吃補品，相信雞蛋、雞湯、牛肉、火腿等，偶爾吃一些時鮮水果。
他晚年不能出門，除了睡覺吃飯，整天坐在書桌邊，大部分時間看書看報，有時把玩收藏的瓷器玉器，午睡起來接待訪客，晚上寫信或整理舊稿，上床后還要看一會書。現在的人看來，他的生活方式可能并不科學，長壽的原因主要是基因和心態吧。
高淵：在施先生遠行20周年之際，出版界會有什么形式的紀念？
王興康：這幾年，《施蟄存著作全集》和《施蟄存譯文全集》正在推進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
其中，《施蟄存譯文全集》已經出版了“小說卷”和“詩歌卷”。施先生可能自己都不清楚他的翻譯總量，接下來還要出版他翻譯的散文、評論、戲劇等，我們估計總字數有七八百萬字。
他的譯文全集今年基本能出齊，著作全集也已經啟動。如果能完整地把他的作品全集呈現出來，這是對施先生最大的告慰。
高淵：他的著作全集大概什么時候能出齊，有什么難點？
王興康：我估計還要三五年，最難是他的書信集，很多書信已經散到拍賣市場上去了。本世紀初，華師大出版社出過《施蟄存全集》，主要是他的著作集，當時收了上百封信。我們現在再編著作全集，主要的增量可能就是書信。施先生晚年寫了大量的信，他連續好幾年是長寧區寫信收信數量第一名，他寫的信都干干凈凈，字也非常好。
我剛退休時，請上海人民出版社相關編輯室注意收集這方面的信息，還有像沈建中這樣研究施先生的學者對此也很關心，一發現新的信札，就告訴我們。更重要的是，上次收進全集的信，有些是經過修改的，這次希望能夠原汁原味，如果實在有點不合適的話，可以略做技術性處理。
高淵：20年過去了，現在回想起施先生，最難忘的是什么？
張文江：施先生是百歲老人。20世紀以來的100年，風云激蕩，大浪淘沙，不少后來被傷害的人，也曾傷害過別人。但施先生從來沒有傷害過別人，他的一生清清白白。在畢業離校前，施先生關照我兩點：一是文章應該從小文章寫起，二是主要社會關系不要局限于工作單位。這大概是他人生經驗的總結。
畢業后一段時間，每次見到先生，他喊著我的名字說：“你寫的東西呢，拿來給我看看。”如今話音依然在耳邊，是鼓勵，是鞭策，警示我不敢懈怠。
沈建中：我曾問過先生為什么寫作，他說千言并作一句講，30歲以前為了想做作家而寫作，30歲以后為了想做一個不丟臉的教授而寫作。他說這都是為“名”，背后也有為“利”的動機，那就是發表文章有稿費，可以補貼生活，抽幾包高級煙，吃幾個蹄髈，就滿足了。他自嘲這是“臭老九”的名利思想，也可憐得很。
施先生以老莊思想養生，“榮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上云卷云舒”。他認為，一個人為人處世，如能既不拍馬屁也不驕傲，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