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圍繞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戰略目標，要打響文化品牌，輝耀文化光芒，增強文化魅力，一項重要工作是厘清上海文化的自身特色與來龍去脈，厘清當代上海文化是如何從前天、昨天一步步遞嬗而來，厘清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與紅色文化各自的內涵及相互關聯。
聶耳與《義勇軍進行曲》將全國之事視為己事海派文化的內涵，在不同時代、不同領域甚至不同語境下，各有不同的理解。今日所謂之海派文化，既不是近代美術界、京劇界之海派，也不是魯迅、沈從文筆下之海派，而是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之概稱，是經過重新詮釋的廣義海派。近代上海移民來自全國各地，以江蘇、浙江最多，來自廣東、安徽、山東、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諸省的移民亦不少。來滬移民大多與移出地保持著廣泛、持久而密切的聯系。福建人經營的茶葉、木材大多來自福建，山東人經營的豆餅主要來自山東。虞洽卿發起的寧紹輪船公司與三北輪船公司，主要經營寧波與上海間的運輸業務。很多企業優先錄用本鄉人。廣東中山人開辦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公司，其中層以上管理人員全部來自廣東。榮宗敬、榮德生創辦的榮家企業，不光是管理人員，普通員工亦多為無錫人。湖南籍的聶緝椝、聶云臺父子主持的恒豐紗廠，員工多為湖南人。安徽籍的孫多鑫、孫多森兄弟辦的阜豐面粉廠，員工多為安徽人。這類情況在上海極為普遍。這使得上海的市場猶如全國各地人共同開辦的“大超市”，各占一攤，各銷其貨，各營其業。上海與全國各地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使得全國各地發生的事情都與上海有關，也使得上海人對發生在全國各地的事件特別關心，極易將愛鄉情懷升華為愛國主義。近代上海人早已習慣于將全國之事視為己事，在賑災活動、抵制美貨運動、五四運動、五卅運動、抗日救亡運動中一馬當先。早在1930年，學者徐國楨已經清晰地論述過“上海社會確有一種領導其他各地社會的潛勢力”的社會根源。近代上海“一市三治”的政治格局，對于上海人愛國主義情感的產生，具有強烈刺激作用。一方面，日常生活中，西方人主導的租界市政建設先進、整潔、衛生；中國人集聚的華界落后、逼仄、骯臟，這極易刺激中國人的恥感，刺激中國人的愛國情感。上海地方自治運動即由此興起。租界眾多場所禁止華人入內，四大公園（外灘公園、法國公園、虹口公園與兆豐公園）在1928年以前都禁止華人入內。日常生活中，華人備受歧視。比如，馬車在道路上行駛，租界明確規定華人車輛不能從后面超越前面的西洋人車輛。租界華人長期只有納稅義務，沒有參政權。諸如此類，都強烈刺激著華人的愛國主義情感。另一方面，1932年的“一·二八”與1937年的“八一三”兩次日本侵滬戰爭，直接轟炸、破壞的都主要是華界地區，而租界基本完好。華界與租界沒有天然屏障，只是一路之隔、一河之隔。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轟炸、屠殺就發生在國人眼皮底下，近在咫尺。這種被辱、挨打、慘遭屠戮的“在場效應”對于愛國情感的刺激，是任何紙質媒體、廣播宣傳都無法比擬的。近代上海與全國各地、世界各地均有廣泛便捷的聯系，又有眾多發達的傳媒，這使得匯聚到上海的各地精英，較之其移出地的同類人物，視野更為開闊，目光更為宏遠，能力更易提升。上海人在學習西方先進思想文化方面，在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方面，更易走在全國的前列。每當外國入侵或列強侮華事件發生時，上海人更易發動起來，走在愛國運動前列。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直到抗日戰爭勝利，上海一直是全國性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心。單以那一時期的抗日救亡音樂史為例，就會發現一個極其突出的現象：在上海誕生和創作的抗日救亡音樂、電影、戲劇，數量特別多，影響特別大。最早的抗日救亡音樂，即黃自創作的《抗敵歌》是在上海產生的。影響廣遠的《九一八小調》，并不是產生在“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東北，而是產生在上海。激越嘹亮的《大刀進行曲》，不是產生在宋哲元率領的第29軍大刀隊與日軍激戰的華北，而是產生在上海。一大批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話劇，例如《旗正飄飄》《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放下你的鞭子》等，都在上海產生。近代上海人所具有的獨立、自由、務實、自強、好學、創新、守法、愛國等特點，在近代以前的江南文化中有一定程度的體現，經由近代上海城市集聚、熔鑄與升華以后，變得更為突出、耀眼，更具近代特性。可以說，作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概稱的海派文化，是以明清江南文化為底蘊，以流動性很大的移民人口為主體，吸納了眾多其他地域文化（包括嶺南文化、八閩文化）因素，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某些元素而形成的，代表中國文化前進方向的新文化。紅色文化與海派文化之關聯紅色文化是與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等在不同分類意義上的另一種文化。上海紅色文化形成于上海，是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基礎上衍生、發展起來的。紅色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代表著吉祥、喜氣、熱烈、奔放、激情等，有驅除邪惡的功能。五行中的火所對應的顏色是紅色，八卦中的離卦也對應紅色，許多古代宮殿和廟宇的墻壁都是紅色。紅色在中國常被用來象征革命，黨領導下的革命文化也被稱為紅色文化。紅色文化并非無根而生、橫空而來，而是有其先聲、前奏與基礎的。如果將紅色文化作狹義與廣義區分的話，那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文化可稱為狹義的紅色文化，而此前的自鴉片戰爭以后一切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封建主義壓迫、爭取民族獨立與人民自由幸福的進步文化，則可視為廣義的紅色文化。毛澤東起草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寫道：“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最后一句寫道：“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其邏輯亦是由狹義而廣義。循此邏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近代上海紅色文化，之所以那么鮮艷、燦爛、繁盛，是與上述海派文化中的獨立、自由、務實、自強、好學、創新、守法、愛國等特點分不開的。先進的中國人之所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正是由于此前自強運動時期人們所探尋的救國道路行不通，維新時期通過改良圖存的道路走不通，辛亥革命時期單靠推翻清朝統治來挽救民族命運的道路也走不通。我們還應看到，那些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斗爭的志士仁人，其愛國情懷中，每每飽含前文述及的中國傳統愛國主義營養。他們在城市暴動失敗以后，轉而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道路，也是務實、自強、創新精神的體現。那些革命志士仁人，從瞿秋白、惲代英到黃大能，從周恩來、張聞天到陳云，從魯迅、茅盾到夏衍，從顧正紅、汪壽華到茅麗瑛，無一不是江南文化孕育出來的中華優秀兒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