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由陸軍主編的《人文松江創作文庫》首卷《松江歷史名人五部曲》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收入由肖留、陸軍創作的《陸機》《陶宗儀》《徐階》《董其昌》《侯紹裘》等五部話劇作品，除《陸機》將于今年下半年搬上舞臺以外，其他四部作品均已正式公演，并獲得良好的社會反響。現將《松江歷史名人五部曲》序言全文推出，以饗讀者。
我的家鄉松江，舊稱“華亭”，歷來是人文薈萃之地。作為名符其實的“上海之根”，提到這塊地方，人們首先想到的，除了九峰三泖、“衣被天下”，一定是一連串震爍古今的名字：陸機、陸云、張翰、楊維楨、陶宗儀、徐階、董其昌、陳繼儒、陳子龍、夏完淳、張照、侯紹裘……這個名單還可以列出很多，而且其中大多數人，人們或許早在小說、散文、影視劇以及其他的文字載體中領略過其風采了。不過，搬上戲劇舞臺，以話劇的形式展現他們舉手投足的神采風姿，一顰一笑的伊人當年，恐怕還是第一次。
因為命運老人的安排，我大約在十七八歲的時候就與戲劇創作沾上了一點邊，后來又有幸進入上海戲劇學院讀書，接受正規的學院派戲劇教育，畢業至今，一直與戲劇為業。在從事戲劇輔導、戲劇教學與戲劇研究的同時，也一直堅持業余戲劇創作，并以家鄉的風土人情為題材，先后創作了《定心丸》《瓜園曲》《竹園曲》《女兒大了，桃花開了》（一名《桃園曲》）《母親》《夏天的記憶》等幾十部反映現實生活的劇作。一個偶然的機會，一位從政的朋友建議我，能否寫寫松江的歷史名人。這當然是個好主意，但我自知讀書甚少，歷史知識淺薄，顯然難以擔當這樣的重任。思來想去，決定邀請一位懂歷史、懂戲劇的朋友來合作。我選擇了肖留教授。肖留原先是兒童文學作家，在我近二十年前組織的一次戲劇征稿活動中相識，當時就深為其豐富的想象力與把握文字節奏的能力所折服，遂推薦她拜著名戲曲學者宋光祖教授為師，攻讀碩士、博士學位。肖留就讀期間，光祖教授為了讓他的弟子在理論研究與創作實踐上都有所建樹，囑咐我與肖留一起切磋戲劇創作的要義，這樣說來，肖留也算是我的“半個學生”了。肖留雖是“半路出家”，但她極有慧根，很快就克服了從“外行”到“內行”的種種障礙，努力嘗試著擺脫固有的文學思維，并始終保持著謙遜好學的創作姿態。在一次又一次的創作實踐中，她的戲劇思維日益完善，但也時時會有“逾矩”之處，好在這種逾矩最終收伏在戲劇敘事的大框架之下，化作文本內的歷史哲思，以及在形式上對戲劇創作定勢的突破，久而久之，成為了其創作上的一大特色。
說到歷史哲思與形式創新，這正是我作為一個編劇學的老師、一個劇壇的老兵對學院派戲劇的探索初心。當然，形式創新與歷史哲思必須互為表里，沒有形式創新，歷史哲思難以煥發新意；沒有后者，形式創新則有新無根，顯得輕浮且嘩眾取寵。而本書所選的劇本，事實上就是踐習這一創作原則的些許收獲，在此不妨一一道出創作過程中的若干思索。或許對愿意閱讀這些劇本的朋友能提供一些參考。
《陸機》力圖書寫才華之士在封建專制下的歷史困境，陸機陸機，何者為“機”？人生有限而機遇難得，倘若生非其時，是隱逸終老呢，還是迎著不可知的命運毅然前行？倘若與命運的碰撞最終一事無成、聲名俱毀，這種徒勞無功的選擇究竟值得還是不值得，又或者是別無選擇呢……我們多么希望偉大的詩人能停下他的腳步啊！然而，當他真正停下時，我們又會覺得缺少了些什么，又會感到失望！為了表達這一哲思，劇作文本中增加了能夠預知未來一黑一白兩只仙鶴，它們像觀眾一樣殷殷切囑，希望所喜愛的詩人能化險為夷、抽身而退、珍重人生，而陸機們卻“執迷不悟”地迎著人生走上前去，因為，一個有志家國的知識分子，誰也不甘心僅僅是“獨善其身”！更何況命運安排的前程看上去如此誘人呢？！
比陸機晚了一千年、生活在元末明初的陶宗儀，面臨的則是另一種挑戰：他甘心隱逸，以教書授徒為人生的目標。可是，一心要網羅天下人材，為政酷虐的明太祖朱元璋，卻堅持要他應召作官。陶宗儀時年已近七十，人生來日無多，而且他的老友劉基、宋濂，夫人的表哥王蒙，皆因這樣或那樣“過錯”，或被貶、或抄家、或下獄而死，在這種情況下，陶宗儀該應召還是該逃遁，看起來是不難做出選擇的事。然而，陶宗儀不光是個隱士，他也是個師者，負有“傳道”“解惑”的人生使命。“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道德哲學，沒有經過社會的“毒打”歷練，畢竟是空洞、虛無的，所以，這位仁者沒有逃遁，而是選擇了應召，勇敢地到社會上去實現自己的道德哲學。這部作品我們沒有追求太多的形式創新，更多遵循了時空集中的三幕劇形式，以體現封閉式結構給人物帶來的情境壓迫。
徐階這一人物生活在大明由盛轉衰之時。他的前半生斗嚴嵩、拯朝政，大半時間活得謹小慎微，鴻圖稍一大展，即告老還鄉，可謂是明哲保身的高手了。難得的是，他在百難之中培養了張居正這樣的改革派，替傾頹大明增加了一縷希望。然而，告老還鄉之后，徐階的聲名卻被兒子的貪橫不法毀于一旦，重蹈了政敵嚴嵩的覆轍。這種結局頗令人的反思，也愈發喚起人們為對法治世界的渴望——如果海瑞們能早一些依法把徐階之子繩之以法，又何必等到抄家流放呢？在劇作形式上，這部作品采用了一種“敘述”的結構，將歷史上有過交集的人物同置一臺，“鬼魂”的出場超脫了歷史真人的桎梏，敘述話語的存在有助于時空的轉變、情節的描述，形成一種流轉自如、松馳有度、集中與開放一體的藝術空間。
董其昌生活的年代又比徐階更晚一些，是以上諸人中最長壽的。在看到了徐階、張居正等人家破人亡、人亡政息的結局，見識了明末黨爭、宮廷內斗的腥風血雨之后，這位香光居士寄情于翰墨之間，生活得頗為優游自得、進退從容；可他晚年卻鬧出“民抄董宦”的丑聞，致使聲名掃地——看來，這位香光居士到底未能逃脫命運的扣弄。我們寫作董其昌，在刻畫他在世事上精益求精之時，并不否認歷史對他的兩面評價，同時，這種評價的認知也不能僅僅停留在表面，而要深入了當時的歷史背景，“民”是“饑民”和“流民”，這正是以董其昌為代表的士大夫沉浸于個人世界、不問世事間接造成的。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蝴蝶效應之下，董其昌們放棄了對社會對人民應有的“教化”一職，也就等于將自己人生置于不可控的命運之中。“民抄董宦”是對所有想要抽離世事、獨善其身的知識階層的嚴重警告，對于今天的人們如何認知藝術家的藝術追求與社會責任的平衡，應該也有些啟迪意義。劇作在形式上采取以董其昌的視角觀察世象，勾連關系，將其的意識流疊現在舞臺上，正是為了回應人們對他的多重認知，給予人物剖析自我、發展認知的機會。
收錄本書的最后一個劇本是《侯紹裘》。侯紹裘犧牲的時候只有三十一歲，是以上諸人當中生命最短的，按今天的標準，完完全全是個青年，一顆遽然而逝的流星。既然是青年，他的處世便不會像前面所述的人士那般瞻前顧后、三思而行。而且他所生活的1896至1927，正是中國社會激烈變革之際，新青年們呼喊著打倒舊有的傳統，可舊有的傳統影響依舊很深，新的世界只是個遙不可及的誘人幻影。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充斥著他們的耳目，親人的勸慰，師長的誘導，同伴的激勵……究竟何去何從？從舊文化中耳濡目染過來的侯紹裘面臨的困惑可想而知。所幸他是一往無前的青年，有兼聽則明的虛懷若谷，以及并不“人云亦云”的獨立思考，最終選擇了共產主義道路，成為松江最早的一批共產黨人。對于這部作品，為了更多建立與時代的聯系，喚起“為什么讀書”的思考與共鳴，采用了敘述層與故事層并行的結構模式，在敘述層中，侯紹裘穿梭在2021與1927年之間，展示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的腥風血雨，人們在2021對烈士的質詢與回應，而在故事層中，講述他對中國革命道路的上下求索，走向共產主義的歷程，以及從事工人運動的實踐。
必須承認，在三萬字左右的篇幅內，去寫盡歷史人物的一生，是極為困難和富有挑戰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嚴肅地對待每個歷史人物，給予他們足夠的尊敬，用盡可能多的時間去了解他們的一生，去理解他們歷史選擇的前因后果，而不是移花就木、妄加揣測，更不可因為歷史人物的個別缺點，就因噎廢食、因人廢言。“人非完人，孰能無過”，如果必先對人物做“完美鑒定”然后寫作，恐怕歷史上可寫之人將少之又少，恐怕也沒有哪個部門做此類“完美鑒定”。人們喜愛、尊敬歷史人物的，正是他們的瑕不掩瑜的優點，給予后代啟迪的歷史主要功績，而不是他們身上某些不可取的缺點與過失。如果要求所寫人物必須是“完人”，那是一種庸俗且膚淺的文藝觀，這種“題材決定論”“人物決定論”極其危險和狹隘，也脫離了藝術批評的范疇，這是必須要嚴加摒棄的。
從陸機、陶宗儀、徐階、董其昌等傳統知識分子，再到共產黨人侯紹裘，人物的政治理想和價值取向或有所不同，但出發點卻是一樣的——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在松江這塊土地上，人們憂國憂民、愛國愛民的情懷從來沒有消退過，前仆后繼的犧牲精神也一直存在著，這正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生生不息的脊梁所在！
最后，必須要說明一下的是，作為松江歷史名人題材系列戲劇的階段性成果，這本集子里的每一部劇作，都由肖留教授執筆完成，我僅僅是在選題策劃、構思討論、劇本審讀與修飾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這樣做的好處是，一則不會因為我這個豬隊友而拖慢進度，二則有助于保持劇作行文風格的一致。而劇中那些歷經磨難、矢志不渝的人物能一一走上舞臺與觀眾見面，則要歸功于我家鄉的父母官，歸功于“科創、人文、生態”社會主義現代化新松江建設的偉大事業！
陸軍（作者為《松江人文大辭典》〈8卷〉主編，上海戲劇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戲劇文學分支主編，中國戲劇文學學會副會長，上海戲曲學會會長，松江區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上海人文松江創作研究院院長）
責任編輯：沈彤 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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