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上甘嶺硝煙中走來——訪著名軍旅作家任紅舉
作者：孔鴻聲
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個月時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行列，當時只有16歲。因為是高中生，能講一口標準普通話，分配到文工團當了一名文藝兵。
他，擁有朝鮮人民共和國頒發的“朝鮮共和國勛章”、中國人民志愿軍總部頒發的“二級勛章”以及“抗美援朝”、“對越自衛反擊戰”等“三等功勛章”和其他各種獎章近20枚和一摞立功證書。
他，曾獲得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國文聯授予的“從事新中國文藝60年貢獻獎”和南京軍區授予的“精神文明標兵”稱號……。
面前這位戴著近視眼鏡，穿件灰白格子襯衫，近乎全白的頭發并沒有特別打理的老人，就是這些閃閃發光的勛章和紅紅似火的立功證書的獲得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編劇、從上甘嶺硝煙中走來的著名軍旅作家任紅舉老人。
在“抗美援朝”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之際，今年已87歲高齡、但仍然精神矍鑠、記憶清晰，藹然可親的老人，與筆者娓娓談起他約七十年來的文學創作生涯。
和平年代，卻經歷了三場生與死的搏擊
在任老的記憶中，最難抹去的就是在和平年代親身參與了“抗美援朝”、“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和“對越自衛反擊戰”三場血與火的搏擊，經受了人生中最殘酷的生與死的考驗，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出色地完成了創作任務。作為一名文藝兵他感到自豪：“文藝兵也是戰士，是戰士就要隨時準備上戰場，隨時準備為祖國犧牲，什么地雷、炸彈、暗槍、被俘，這些因素都要考慮到。”
任老出生在北京，母親是成都人，重慶解放前夕，他跟隨母親來到重慶，就讀于南溫泉中學。重慶解放時他才16歲，剛升入高三班，看到解放軍宣傳隊在號召年青人參軍，學校的一千多名學生都涌躍報名，他和15歲的妹妹也報了名，因為普通話說得好，一報名就被批準了，母親也很贊成他當兵。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行列后被分配到12軍31師文工團當了文藝兵，隨后部隊就開拔到貴州參加剿匪。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12軍奉命“抗美援朝”，他也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了鴨綠江。在朝鮮，他親身參加了第五次戰役，特別是“金城防御戰”和“上甘嶺戰役”，與敵人搏斗得驚心動魄。文工團的任務就是戰地宣傳鼓動，他說相聲、說快板，主辦“共青團壁報”，寫文章、畫畫都是自己干。他的文學創作生涯，也就是從“上甘嶺戰役”開始的，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他整整待了兩年半。
1957年，他被調入南京軍區政治部前線歌舞團，成為一名創作員。1962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打響，歌舞團奉命到中印邊境前線宣傳演出，他被團里委任為“前站哨兵”，與一位警衛戰士，駕駛一輛吉普車提前出發采訪創作，在荒蕪人煙的沙漠中行進，一個兵站接著一個兵站地日夜采訪和寫作，把寫好的作品交給第二天趕到的200多人演出團隊。有一次他獨自走在去哨所采訪的路上，遇到一頭野狼攔路，他端著卡賓槍臥地與野狼對峙了一個多小時，才使野狼灰溜溜地離開。這一路他采訪寫作了20多天，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到最終召開戰斗報告會時，部隊領導竟然讓他作報告，說他掌握的戰況是全面和生動的。
1979年，中國邊防部隊對侵犯我國領土的越南軍隊進行自衛還擊作戰。戰斗打響的第二天，歌舞團接到了總政的通知，命令任紅舉急赴“對越自衛反擊戰”前線執行采訪寫作任務。他與作戰部隊一起反擊到越南諒山市的同登，在半個多月的硝煙中順利地完成了總政交給的寫作任務。
親身在第一線經歷了三場戰役，使他的心身和意志得到了錘煉和考驗，更使他深深地明白：“戰士的天職就是保衛祖國！”祖國和人民授予他二級勛章，作為一名文藝兵，能得到這樣的榮譽是夠高的了。所以他常對自己說：“不要在乎自己寫了些什么，而是要在乎自己為祖國做了些什么。”
兩次奉命，為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寫作
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是建國后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國共產黨的斗爭歷史、展現毛澤東思想發展過程的大型歌舞作品，是為慶祝建國15周年而創作的，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擔任總導演并組織創作和排演。在《東方紅》創作期間，任老兩次奉命進京參與歌詞創作。
第一次奉命進京參加《東方紅》歌詞創作的共有10個人，有光未然、賀敬之、郭小川、洪源、喬羽等，他也是其中之一，年齡最小只有28歲。任老記得當時領導布置的創作任務主要是寫三首歌詞，一是寫井岡山人民子弟兵是如何擁護紅軍；二是寫遵義會議；三是改寫或重寫《農友歌》。大伙寫了一些歌詞遞交后，即奉命解散各自“打道回府”。
任老回到歌舞團后就即刻下到我國第一艘萬噸輪“紅旗號”上去體驗生活了，大約半個月左右，當輪船駛到天津港時，天津港口接到了北京的電話：通知任紅舉馬上趕到北京。到了北京，領導告訴他：這次就調你一個人來北京，任務是再為《東方紅》創作兩首歌詞，一是反映井岡山的軍民魚水情，二是歌頌遵義會議。聽了領導的交待后，任老是既不暈，也不樂，一個人靜靜地呆在賓館里構思如何寫作。他回憶起曾經在井岡山一個多月的參觀采訪細節，腦海中突然閃現出在井岡山博物館看到的那一雙雙草鞋，以及草鞋上緊系的一朵朵紅球，靈感瞬間跳了出來：一雙雙草鞋體現了井岡山人民對紅軍的愛戴，一朵朵紅球表白了井岡山人民對革命勝利的信念：“麻窩草鞋紅球安，送給我格紅軍穿，跟著毛澤東戰斗在井岡山，紅旗高舉頂著天……雙雙草鞋送給紅軍穿，紅球朵朵像火焰，照到哪里哪里紅，星星之火能燎原。”據說歌詞送到周總理手中，周總理看了后哈哈一笑：“拿去譜曲吧。”這就算通過了！
“遵義會議”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在中國革命最危機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遵義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領導，同時也為中國革命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任老曾去遵義采訪過，坐在蓮花山上眺望過遵義城，他清晰地記得當地老人們的回憶：遵義會議開了3天，紅軍戰士們就坐在這蓮花山上，等待著會議的消息。夜幕下，星星在閃爍，彎彎的山路上，一簇簇火把微微晃動……。他一邊回想著在遵義采訪的情節，一邊思考著怎樣才能在短小的歌詞中體現出毛澤東的正確軍事路線？坐在書桌前他拿著筆想著、劃著：秋收起義、井岡山會師、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粉碎國民黨反動派圍剿……，毛主席領導的一系列戰斗場面一幕幕地躍然稿紙。思路清晰了，作品也就順理成章地出來了：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迷路時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湘江岸，你燃起火炬沖天亮，號召工農鬧革命。井岡山，你率領我們打天下，紅旗一展滿地紅。抬頭望見指路星，心中想念毛澤東，困難時想你有力量，勝利時想你心里明。瑞金城，你首創革命根據地，工農掌權好威風。贛江邊，你率領我們反圍剿，殺敗蔣匪百萬兵。紅軍是你親手創，戰略是你親手定，革命戰士懷念你，偉大的領袖毛澤東。歌詞呈送給周總理審閱，接連好幾天都沒有得到回音，任老的心里也很忐忑。一天下午，領導突然來到他的房間，高興地說：“小任，今晚你可以睡一個踏實覺了，歌詞總理通過了。”原來前幾天周總理一直在忙于接待來訪的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
通過為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歌詞創作，任老清醒地認識到：“在封閉的屋子里是寫不出有生命力的作品。正因為曾經在井岡山和遵義做過細致的實地采訪，接觸過大量的歷史資料，有著深刻的生活感受，所以才能很好地完成創作任務。”
深入生活，讓作品擁有長久的生命力
在與任老的交談中，他多次地提到了深入生活的重要性。他認為：信念、生活、情感、技巧是一個文藝創作人員必備的、缺一不可的條件，否則是寫不出好作品的。其中最關鍵的是深入生活，只有沉入到最基層，細心地透視和體驗社情民意，注重反映生活的正能量，作品才會有長久的生命力。特別是信念，是一名戰士熱愛祖國、忠誠于黨的具體表現。一名文藝兵如果沒有信念，就不會有正確的指導思想，也就不會有創作的動力，更談不上寫出好作品。
他回憶起在創作歌曲《中國，中國，鮮紅的太陽永不落》（與賀東久合作）時，首先就是信念為作品定下了主題。他是個體育愛好者，看電視時體育節目是他的首選。每當國際體育比賽場上升起五星紅旗，“中國、中國”的歡呼聲就會使他心潮澎湃。所以他就想以“中國，中國”作為歌詞的起興句，因為這首歌是為征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而創作的。但他又考慮世界上有沒有以國名作為起興句的國歌呢？他向當時在文化部工作的楊學榮干事借來了《世界各國國歌選》一書，縱覽全書后竟然發現德國的國歌就是以“日耳曼、日耳曼”為開頭的，這樣就更堅定他以“中國、中國”作為歌詞的起興句。然而，既是寫中國，中國又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呢？按常規的創作手法，起興句一般都會從自然景色如“長江、黃河、泰山、長城”等入筆寫起，而任老經過深思熟慮后，以“中國，中國，壯麗的山河”、“中國，中國，沸騰的山河”、“中國，中國，不屈的山河”作為三段歌詞的起興句。特別是寫“不屈的山河”時體會更深，他回憶起在朝鮮戰場上，志愿軍的武器不如西方，但硬是打得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三八線”簽下了停戰協定，這就是“不屈的山河”真實寫照。信念，給了他創作上的啟迪，這首歌后被選為新國歌備選歌曲。
人們常說，生活是創作的源泉，任老也十分認同這一點。在歌舞團的時候，他大部分時間都深入到連隊去體驗生活，他感到只有生活才會提供無盡的創作素材，也只有生活方能激發起高昂的創作熱情。他記得在創作大型歌舞《東海前哨之歌》前，就不斷地深入到東海前線的島嶼去生活采風，和其他團員一起在東福山日夜打坑道、背糧背煤、踏險瞭望、放哨巡邏，連隊和民兵組織成了他很熟悉的“家”，與連隊干部和民兵英雄們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生活給了豐盛的饋贈，情感催筆勁，文思如噴泉，從而使《東海前哨之歌》在第三屆全軍會演中取得很大成功。上海的《解放日報》文藝版全版刊出20余首歌詞，這也是首見。
《太湖美》的成功，更是生活給他的賜予。1978年夏天，前線歌舞團沿太湖到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和采風，來到蘇州吳中光福鎮。這是一座嵌入太湖的半島，湖岸線漫長，碧波如鏡、魚蝦肥美，是太湖漁船的聚集之地。一天下午，任老坐著沖鋒舟駛入太湖深處探景，陽光、藍天、雪濤、煙浪，旖旎的太湖美景激發出他的創作靈感，在沖鋒舟上一蹴而就地寫出了歌詞。太湖歸來，他興奮地把歌詞向作曲家龍飛“炫耀”。沒想到龍飛一見歌詞就激動起來，等不及謄清，拿著他的記錄本就走了。十幾分鐘過后，龍飛捧來曲譜，任老一聽，高興地對龍飛說：“就是這個調！優美、婉轉、清麗、流暢，具有典型的水鄉特色。”此歌一經唱出就成了新時期家喻戶曉的一首經典歌曲。任老風趣地說，現在算算，這個作品國內大獎就拿了幾十個，有些國家還把它作為迎接我國領導人到訪的迎賓曲呢。2002年《太湖美》被定為無錫市市歌，今年年初，又被評為“最美城市音樂名片十佳歌曲”之一。
“創作一定要深入生活，沒有切身的生活體驗，沒有新鮮的創作視角，就不要去湊這份熱鬧，硬寫出來的東西，讀者看了也會罵你。”這是任老幾十年來從事創作的切身體會。他介紹說，大型歌舞《椰林怒火》是受周總理委托，深入到越南的北方和南方游擊區生活采風后才問世的；大型歌劇《礦山烈火》是在淮南煤礦下礦井、走巷道、睡地板、采訪老礦工后寫出的；組歌《金色的新疆》是在漫天風沙中啃硬馕、喝冷水、頂住“恐怖分子”用刀割破車胎等威脅，在南北疆奔走了3個多月后創作成功的；他還舉例：沒有滂沱大雨中肩扛沙袋、腳陷泥沼與戰士們共同抗擊洪災的經歷，是寫不出組歌《戰洪水》的；沒有與擊劍女俠欒菊杰深刻的促膝交談，是寫不出組歌《劍出鞘》……等等。由此可見，如果缺少這種長時間、深層次、接地氣的生活體驗或面對面的真誠交談采訪，任老能寫出這么多有血有肉的作品嗎？
除上述音樂作品外，任老還創作有長篇小說《血谷》、電影文學劇本《禁區內的搏殺》、電視劇《血染的腳印》、《神弓劉》(均已錄制播出)、歌劇《換房》、《大搬家》、連環畫腳本《巧砸葫蘆瓢》，還出版了詩詞集《槍帶上的花瓣》、詩集《烽火中的花蕾》、曲藝集《一個抓九個》等，這些作品都是在他長期深入生活中，汲取了生活中豐富的養料所創作成功的。
有緣申城，多次參與重大的創作活動
作為部隊的一名創作員，任老為地方上也寫下了許多好作品。如上海的一些重大文藝活動中，常常能見到他的身影和他的作品，為上海文藝事業的發展也做出了許多貢獻。
如他創作的大型歌舞《椰林怒火》，在上海文化廣場就連續上演了3個月，京歌《八仙過海》，由上海京劇院演出后也很受歡迎。上海以前開展的“星期六廣播音樂會”，就經常約他一起參加商討和策劃。1997年10月在上海舉行的“第八屆全國運動會”開幕式，任老不僅擔任了總策劃，還為開幕式的演出寫了4首歌詞。
最讓他難以忘懷的是“紀念上海解放60周年”那場音樂會的演出，當時上海的一位市領導邀請他一起參加創作，正好他手中剛寫好一部與上海解放有關的交響合唱作品《拂曉之光》，就欣然應允了。音樂會由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長陳毅元帥的長子陳昊蘇任總策劃，任老在對作品進行修改時，就邀請了陳昊蘇先生一起潤色。這首作品共有九個樂章，分別為“戰斗黎明”、“五月的花”、“勝利腰鼓”、“告慰忠魂”、“扁擔情深”、“玉蘭盛開”、“將帥之歌”、“高搭彩門”、“新天新地”。其中第七樂章“將帥之歌”和最后一章“新天新地”，是他與陳昊蘇先生共同創作的。雖然整個作品的創意是要反映出解放上海的這場戰役，但在創作時，任老既沒有用濃濃的戰火硝煙來展示，也沒有用流血犧牲的場面來體現，而是選擇上海拂曉時分、黎明之際的解放時刻，從渴求解放的人民、奮勇作戰的戰士、戎馬征戰的將帥之視角入手，描繪出上海這座城市歡慶勝利、緬懷先烈、擁軍愛民、暢想未來的驚喜、歡欣和豪情的精神風貌。在作曲家葉國輝教授精心奉獻的旋律中，使九個樂章渾然一體，在樂曲和歌聲中放飛出厚重的歷史和現實交融的文化內涵。這一作品的成功演出，不禁受到了上海廣大觀眾的喜愛，也使陳昊蘇先生激動不已。據說演出后的當天晚上，陳昊蘇先生獨自在外灘的陳毅市長銅像前靜坐到天明，深深地緬懷自己的父親。在陳昊蘇離開上海時，給任老留下了一封信，表達了對這個作品的喜愛和對任老的感謝之情。
走出了任紅舉老人的寓所，筆者的眼前，還時時呈現出那一枚枚閃閃發光的勛章和一冊冊紅紅如火的證書而揮之不去：這僅僅是任老一生從事文藝創作而集聚的豐收成果的寫照嗎？不！筆者的感悟是：這更是他從上甘嶺走來后，勤奮跋涉在文藝創作道路上而留下的一個個閃光的、并帶有一串串生動故事的深深足跡。
責任編輯：楊博 沈彤
新聞熱線：021-61318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