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扎實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上海和長三角地區寄予厚望，他強調指出：“新中國成立后很長時期內，上海產品和技術在很大程度上支撐了全國經濟建設。今天，上海和長三角區域不僅要提供優質產品，更要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給，支撐全國高質量發展。”上述判斷，既是總書記在長三角地區多年工作經驗的積淀，也是建立在總書記對新中國史、特別是上海經濟發展史的深刻把握基礎之上。
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在思考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區域協調發展之道時，就洞見到上海產品、技術、人才方面的獨特優勢。
為更好籌備黨的八大和把握全國發展形勢，1956年2月至4月下旬，毛澤東集中聽取中央和國務院34部委工作匯報。4月25日，在有各省市區黨委書記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以“十大關系”為主題，系統總結了我們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和建設路線。這就是后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的雛形。
這篇文章的基本精神是獨立自主，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基本方針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主要內容包括：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
毛澤東同志曾說：“在十大關系中，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這五條是主要的。”它們集中反映了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于在“一窮二白”基礎上探索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規律性認識。
我們不妨將前五條所概括的五種關系及其發展規律做如下闡發：一是在產業結構上，調整農輕重投資比例，發展重工業但絕不忽視農業和輕工業；二是在區域結構上，平衡工業發展格局，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以支持內地工業；三是在安全結構上，堅持以經濟建設促進國防建設；四是在分配結構上，注意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的利益；五是在行政結構上，必須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基礎上，充分激活地方發展積極性。
這些寶貴的思想認識和經驗總結，對于今天仍有著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這里僅以第二條“沿海與內地的關系”為例略做解讀。
新中國初期，我國的工業基礎主要集中于沿海一帶，全國的輕工業和重工業，約70%在沿海。而社會主義本質的實現，要求我們必須促進內地經濟的平衡發展，為此毛澤東在談及這對關系時的基調是：“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
與此同時，針對一部分同志在保護和激發沿海地區發展積極性上的消極保守傾向和具體工作中簡單粗暴的“一刀切”“懶政”作風，毛主席也明確提出了批評：“有的同志好像戰爭就要來的樣子，準備著架子在等待戰爭，因此要限制沿海，這樣不妥。”“上海地區不作大的擴建，還值得考慮。上海賺錢，內地建廠，這有什么不好？這同新建廠放在內地的根本方針，并不矛盾。”
毛澤東同志在聽取相關部門負責人匯報的過程中，注意到一個現象：盡管為支援內地經濟建設和發展，上海等沿海地區的工廠、企業、學校、人才、設備都大批遷往內地各省并扎根在當地，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但是新產品仍然唯有沿海地區能夠生產，新技術仍然唯有沿海地區可以率先應用。毛澤東敏銳指出：“許多新產品都是在沿海工廠生產，可見沿海工業作用很大，應充分利用。沿海老工廠加以適當擴建，投資少，見效快。”我們今天能夠領悟到這背后的道理就在于，以上海為代表的沿海地區，具有豐厚的產業配套基礎、富于工匠精神和創造力的產業工人隊伍以及順暢的“知識—技術”轉化的產學研生態，這是無法簡單照搬、得天獨厚的“創新驅動發展”的外部環境。
因此，毛澤東在把握和處理“沿海與內地”的關系時，針對性地提出兩點：第一，沿海工業的設備能力和技術力量要充分利用。第二，新的工業大部分應當擺在內地，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
改革開放之初，沿海地區面臨著設備陳舊、技術落后、投資不足、長期未新建大型原材料工業企業的困難，但最可寶貴的人才基礎還在，于是很快創造了經濟發展的輝煌成就。小平同志幾次視察上海時對此亦念念不忘：“那一年確定四個經濟特區，主要是從地理條件考慮的。深圳毗鄰香港，珠海靠近澳門，汕頭是因為東南亞國家潮州人多，廈門是因為閩南人在外國經商的很多，但是沒有考慮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優勢。”“上海目前完全有條件搞得更快一點。上海在人才、技術和管理方面都有明顯的優勢，輻射面寬。”在進一步開放開發沿海地區的同時，他也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更高要求：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發展到一定時候，沿海地區要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沿海地區發展、長江經濟帶開發、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進一步推動浦東開發開放等區域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高質量發展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擘畫了宏偉藍圖。而在沿海地區率先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的同時，通過東西部扶貧協作等體制機制，也有力促進了區域之間的攜手共進，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和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歷史和現實都讓我們有理由相信，上海和長三角區域的發展絕不只是一座城市、一個區域自身的繁榮，而是必將融匯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浪洪流之中，去引領潮頭、服務全局、貢獻國家，如總書記所說的那樣：“不僅要提供優質產品，更要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給，支撐全國高質量發展。”
